梅里雪山山难二十年记

小毛驴0024

香格里拉，文明的冲突与传统的重建

1.
    司机小张是居住在中甸的第二代汉族人。我和广州两人、还有一个1米90高的德国姑娘，合租了他的北京吉普车，这车开了两万公里，性能还是不错的。凌晨5点多，开出安静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中甸县城，地面有薄冰——几年之后，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因为白马雪山垭口下了大雪，无法翻山，我们的行程改为翻越云岭，拐到维西县城，沿着澜沧江往德钦行进。
    这是横断山脉腹地，海拔落差大、自然植被因高度多样化，住在山谷里的人民，也是多元民族与文化。这是春节的时间，外来旅游者很少，我们在车子上看着外面的人与自然在变化，维西是傈僳族居多的县，这是迪庆下辖的三个县之一：另外两个是德钦、中甸。沿途不少地方有野温泉，常看到妇孺在悬崖下的热水洞里泡澡，热气蒸腾，高山上则青松与冰雪同在。
    20岁出头的小张开车很猛，也为当天能赶到德钦，他沿着澜沧江河谷这个维西到德钦的省道，常常保持80码的速度。冬天的江水一直在我们的右手，青碧色的水波挤在V字形的山谷里，也常有大滩形成白水怒波，左手边是高耸的看不到顶尖的大山。如果一旦翻车，我们将永无救赎，车在高山峡谷中，也不过像一个小小蚂蚁一般。沿途常看到山坡、滩涂上，有以前出事的废弃车辆，因岁月洗礼锈迹斑斑，如被炸弹袭击过，仅剩一个铁框架。我们提心吊胆，但又觉得很刺激，这条路车辆很少。在茨中前，有两三段山体塌方再简易修复的路面，人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好让车轻松通过。
    德国姑娘个子太高，手比我们大了1/3，她是一个在上海研读的学生，在她心里，这是中国最神秘的地方之一，她希望回国之前能到这里一游。
    过茨中后，天色已黄昏，狭长逼仄的峡谷中一片黯淡，高天上的云彩与蓝天一直保持着一个窄窄的切面。车开了12小时了，人们都在疲态中半梦半醒。
    “看呐！雪山！梅里雪山！”副驾驶位置的人突然大喊。
    在澜沧江左手边，左前方远处绵延的青黑色山体尽头，露出一个完美的锥形山尖。金黄色旗云若即若离，山尖在夕照下是粉红色的，下面是天色黯然的峡谷、黑色山体。视野里的高处，仅仅那么一点绚烂，非常奇异。
    犹如描绘中世纪神话传说的天堂水彩画，我们在人间的黑暗中穿行，高处一点神奇——这是记忆中最深刻的自然场景。那是梅里雪山的最南侧的缅茨姆雪峰。
不久一切则坠入深深的黑暗，世界一片漆黑，山路上仅我们一辆孤独的车灯在前行。车拐入和澜沧江峡谷相切的升平峡谷，距德钦县城有10公里，看到远远下面有星星点点灯光，感觉非常神奇。最后的十公里，感觉开了很久很久。
    德钦县城住宿后，翌日晨6点我们即赶往飞来寺、明永村。车到飞来寺时候，我们幸运地看见了这排十三峰，壮丽的梅里雪山，正当日出，澜沧江峡谷蒸腾起来的彩云一直横陈在峡谷中部，云上为伟岸的卡瓦格博、缅茨姆等美丽雪山。
    我们之后继续赶往明永冰川，年轻的我正当年，是热爱雪山攀登的年龄，旅行中一直拿了行走冰镐当拐棍用。此时无知，真不知道当地的藏人如何看待我这个穿着红色冲锋衣的外来人。这年的梅里雪山，官方已命令禁止攀登。1990年的中日联合队的山难者的遗体遗物，已这些年被断续发现。
    作为外来者，我自认为业已理解“神山”被崇拜的心理反应：至少，这种自然的冲击力，奇伟的卡瓦格博，如此神圣壮丽，是人类的语言、文字、照片等无以替代的。至少，这是无与伦比的天堂胜景。
    这是2001年1月。
    这是我第一次去梅里雪山，也是唯一的一次。后来听家人说，飞来寺的白塔修建了围墙，这是快十年后的事情了。

2.
    时间再翻过10年，现在是2011年夏天，距梅里山难已经有20年了。
    谁还在回忆20年前的那场大雪？那些被梅里雪山所收留的登山者，他们的孩子也都已长大成人……世事变幻，廿年如一日。这个夏天，我来到昆明。
    “这是阿嘟，这是扎西尼玛，这是小恬。”
    马建忠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格里拉藏族人，却有着一个汉族、回族式名字，因为他小学老师无法分辨藏族学生姓名发音，就简单粗暴地给他起了汉名入了学籍，他不得不使用到今天。马建忠给我介绍的这三个人，阿嘟是来自维西的傈僳族：原生态歌手，扎西尼玛是来自德钦的藏族诗人、环境保护者，小恬是阿嘟的远门侄女或外甥女，一个很可爱的、带着迥然不同的山区里青春少女气质的17岁女孩子。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马建忠。久闻其名，从未谋面。他从遥远的西南横断山区，考到北京读完大学，后去美国再读了研究生，再到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工作，再回到故乡从事环境工作。选择故土回归、扎根物质条件还落后的故乡，这是他生命的选择。当更多海龟选择北京、上海等商业大都市，从事高端商业、官方高职位的时候，他选择了田野工作、一线山地乡村的建设。看起来这样自然，但又不同寻常。
    他们都是非汉族人，生活在香格里拉、梅里雪山、横断山脉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昆明凉爽的夜晚，我们先在一个商业化氛围重但还协调的藏餐厅里吃饭，之后去一个老马朋友的酒吧露天喝酒。
    后来，戴老师也过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曾在2003-2004年，在梅里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雨崩村作过专职教师助学。
    比之深圳，昆明相对闲散很多，但这个城市的上空，也到处流动着成功学、金钱追求的气息。比之香格里拉，比之梅里雪山，人类思考方式和行为，那种差异感，或只能使用学术论文描述。
    阿嘟依旧生活在维西、中甸，小恬在维西经营一个小工艺品店，扎西在德钦梅里雪山景区管理局工作。阿嘟一边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和选秀，她另个最大愿望是在村子里老人们去世之前，把古老的傈僳族调子，整理和保存下来。扎西最近在写作，他想把这些外来者的故事记录下来，比如马骅、戴老师等等。
    一群有些奇怪的人们，因为什么聚集在了一起。因为朴素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真挚的对待和共鸣，也因为没有相互利用的利益。
    “扎西，20年前山难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知道这个消息，当时有什么反应？”
    “那时我在村子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感觉就是震惊。人不见了，失踪了。”
    这天晚上，我们唱了歌，阿嘟、扎西、青措唱的不是那些被汉化过、意识形态后的歌声，都是古老村庄里老人留下来的歌声。
    “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白
     就像晶莹的雪山走过一只岩羊
     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绿
     仿佛翡翠的松林落下一只鹦鹉”
     原生态古老的歌声里，表达的是这样真实的想象力，真实的心。
     “三月里那个山沟沟，花儿咿儿呀地开，小妹妹额想哥哥那圪垯滴哟，小蜂蜂蛰了下心窝窝，你怎个就跑山那头伊尔呦……”我唱陕北的那种民歌：调子民间俗称的，歌词是陕北青海甘肃黄土高原的农民，挑担子买卖、地里割麦子时的即兴所编，很多是悲伤的，其他是辣的情歌。
扎西夸我：“这才是人唱的东西，人心里最真的那种。即使是悲的，但不是假的台子上，给人装起来唱的。”
    小恬说，她爷爷是陕北人。横断山区、云南高原，历史上是多元民族与文化融合最丰富的地区，滇地口音，浊鼻音与川地方言的混合，是西北游牧与西南汉族的混合。看这些个体在这里的聚会，如果能有计算机那种算法的追溯，往前二十年、五十年乃至一百年，每个生命的前缘祖先、到今天我们具体的自己，看时间的生命历程，都是如此奇妙而不可言，生命中之不可思议。
    我曾是一个狂热的登山者，乃至今天还喜欢攀登。梅里雪山、卡瓦格博，世界奇伟的神山所在，许多人的命运都因它而改变。登山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许多攀登者自认为自己掌握人间最真实的情感，甚至信仰“无兄弟、不登山”。但扎西、马老师这些真正生长雪山下的人们，他们又如何看待登山？
    第二天，我见到了老段：段建新。他是二十年前中日联合登山队的协作、厨师。他保留着当年的很多老照片，还有记忆。

3.
    老段的故乡是大理白族，如今在昆明开了个“梅里户外”，他店里放了一本照片册，厚厚大大的一本，辑录了当年山难前后的队伍照片，都是他自己拍摄。
    “我当时在昆明饭店当厨师，去梅里那里休假旅行。在奔子栏那碰到了中日联合登山队的先遣侦查队，那是90年2月。”
    1990年2月，中日联队进入雨崩进行侦查，中方成员有宋志义、孙维琪等五人，日方队员是苍智清司等五人。之前，在梅里北侧、西侧西当线路和斯农线路攀登失败，使这次登山者的侦查目标设定为东南侧的雨崩冰川线路。日本队员见到手持135相机的自称旅游者的段建新，甚至不相信他是中国人或旅游者，当时那年代这样行为的中国人尚极少。
    老段对德钦一代颇为熟悉，也因是云南人，且有一手好厨艺，中方队员则就邀请老段参与定于年底的正式攀登活动。1990年9月，尚在国营单位的段建新厨师，其单位昆明饭店收到来自登山队委托云南体委发来的借调函，他正式成为这支中日联合登山队的后勤成员，负责当地联络、伙食等。
    1990年11月，中日联合登山队正式出发，在昆明聚合。日方成员共11人，主要以京都大学登山社成员为主。这个年代，日本经济还在比较好的状态，登山社团获得的资金赞助颇为丰厚，为实现梅里的登顶梦想，这支队员前后费用预算达几百万美金，中方则不出钱。由于经济支出的不平衡，在中日联合协议上，东方式的协商就定为京都大学井上治郎（45岁）担任主队长，中方登山大将宋志义担任副队长，中方负责BC及以下的安排，BC以上则由日方为主进行决策与技术攀登。中国登山协会教练宋志义也同时为中方队长，队员有登山教练金俊喜、孙维琦、李之云，随队医生王建华，及德钦藏族协作斯那次里、林文生，及云南体委的张俊。
    “正式进山大概是12月1日，就是进大本营的时间。在海拔3600米的笑农建立BC，进大本营请雨崩、西当两个村的藏族背负东西，价格我还记得，应该是1公斤3块七，当时这是很高的收入，两个村的村民起初因为分配不合理，还有些矛盾。”
    “那当时老百姓怎么看登神山这个事情？”
    “老百姓最务实，对于登山几乎一无所知、不清楚，或者他们觉得这是科研。老百姓没有敌意的，以前很封闭，懂汉语的人都不多。至少当时，我没听说到阻拦或极力反对的声音。”
    “那政府、登山协会这边是怎么安排？”
    “日本人出钱很多。这种是外事交流，公安局也拍了警察在雨崩一直守着，负责外事、协调和安全方面。”
    我和老段坐在昆明的一个咖啡厅里，外面车水马龙，这是昆明比较热闹的主街。二十年前，老段是个20岁出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马建忠去了在北京大学读书，我也准备参加高考，扎西尼玛则在村子里。当时的日本队员，更多都是读大三、大四的学生。
    对于当地藏族人，这更像是一种外来文化的小分队，对讲设备、登山装备、日本人、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稀奇古怪的各类城市生活用品。在此之前，当地人们一直生活在山地游牧的藏族传统文化生活中，梅里雪山固然为神山、固然美丽，但外界几乎一无所知。文明文化的交流，似乎就从这一年开始了。
文化的交流，往往存在诸多误解和歧义。
    甚至，其实，真正的梅里雪山在当地，并不是卡瓦格博所在的太子十三峰，而是卡瓦格博雪山北面一座小山，其主峰为海拔5229米拉曾归面布。这一错误源于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军队为主的中国大地测量，以汉族为主的测量工作者在德钦误把卡瓦格博所在的太子雪山听错作为梅里雪山，自此在正式文献档案中如此标记。
    这一错误，就像马建忠的名字故事一般，是两种不同语言及文化系统，在交流中，外来强势色彩的内容简单粗暴地犯下错误。但令人可笑和自以为是的现代发展中，竟然成就了这样一个既成事实。
    梅里的登山，在这个年代，不单是一个体育运动事件，它之后标示了传统与外来的“现代文化符号”的冲突与交流，它意味着当地藏族文明与外来文化的一个融合交流的起点。

4.
    “那时我还是单身，喜欢摄影，有这样一个机会觉得也很好。”
    段建新作为厨师及协作人员之一，主要负责大本营的伙食及安排。但他一手中西餐饮的好手艺，日本人在后面也邀请他到C1、C2去做饭。
    1990年的12月，中日联合登山队的登山周期开始。登山者们此前从多个角度尝试攀登都未成功，但这次，先前有足够认真的侦查，中日队员配备、物资供应相当充足，数名队员有登到8000米海拔高度经历，因此，人们对这次登山的成功概率信心相当足。
    根据之前的侦查，及这次攀登的过程摸索，登山队逐渐确认一条比较明晰的线路：大本营设立在笑农3500米， 1号营地（C1）海拔为4600米，海拔5300米的2号营地（C2）是一个山脊的最高点，到这里后，攀登者才能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主峰及下面的攀登线路。C3，则是设立在主峰下面的冰雪原上，海拔为5100米，需要从C2的山脊下来后，跨过满是裂缝的冰原到C3。之后的线路设计为，在从C3直接上到主峰的二号山脊，经过冰墙攀登，到达主山脊5850米位置设立C4，然后从这里往6740米的主峰顶点冲顶。
    这次的登山方式，从技术角度为典型的“喜马拉雅式”，即为大队伍组合，分工明确，沿途基本架设路绳，协作、先锋、技术攀登、预备队员、后勤等分工明确，周期长，消耗大，但概率上能某种程度上提高登顶的可能。也被称为“围攻式”，到今天，这种攀登方式少了一些，更多发生在8000米级高峰的攀登中，更多是“商业攀登”。
但在1990年代，登山领域自身的概念、技术发展，较之今日，也处于一个早前的时代。尤其在中国，那时，中国民间几乎没有登山爱好者——时代的信息传播体系，社会的认知，都还谈不上萌芽时代。中国登山者，还都是国家编制体系下的事业单位运动队。
    “我陪一对日本队员，背负物资上到C2，那里是个山脊的鞍部，往西看，主峰一览无遗。斯那次里，那个藏族小伙子，上到那里不是说了一句‘这里太漂亮了，我真不想下去了’，大家在事后都说这个话不吉利。但那里确实很美，斯那次里站那里，我拍了一个照片，他的雪镜中，映射出主峰很漂亮的全貌。”
    “确实，在C2、C3这里，太壮丽了。吸引了更多人们，尤其日本全员都上去了。”
    1990年12月20日，建好5100米的3号营地。登山队员们已多次见到离营地200米以外的地方，从一号、二号及三号山脊冲下的雪崩，但C3都还无危险。当天，C3号营地的日方队员是：船原、广濑、儿玉；中方队员是：宋志义、孙维琦和李之云。在C2的队员是：米谷和中方队员王建华两人。C1队员为工藤和中方队员张俊，其他人则在BC。
    关于C3位置的选择，中日队伍之间曾有过很大的分歧。双方队员都认为C3应该建立在二号山脊下，但对C3距离山脊有多远双方意见不一。日方认为C2、C3距离适当拉开，应为C2高于C3，且C3设立高一点、靠近山脊，对之后的距离节奏、体力分配有好处。中方宋志义等认为，太靠近山脊很不安全，中方宋志义经验丰富、个性强烈，但日方为出资方。这样双方争执两日后，最终各让一步，C3选择了中日双方的中间位置，靠近二号山脊400米的冰雪原。事后，人们反思或选择中方营地，就可能会避开雪崩扇形区。
    “一直到12月底，虽然难度很大，但基本都是有惊无险，比较顺利，所以大家都很开心。一听说C3很美丽很漂亮，而大本营、C1都看不到主峰，所以后面很多队员都上去了，日本队员都全部到C3了。其中佐佐木等，也不是被安排为冲顶的。”
    “或许，这叫宿命吧。”
    “这个山难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那时我23岁，整个队伍年轻人很多，40岁以上也就一两个，日本队员里也有两个刚大学毕业，我们都年龄差不多。这次事情后，我就慢慢更多参与深的登山和户外了，到后来轿子雪山、哈巴雪山等等。爱好，到后面成了追求和工作。”
    老段成为云南民间最早一批登山者之一，也是后来的昆明登山探险协会的发起创建人之一。1991年的轿子雪山攀登、1995年哈巴雪山攀登，他逐渐成为民间登山运动的主力、倡导者。

5.
    1991年梅里攀登线路中，单纯的对讲机，是无法实现大本营到C3的通信的。因为这之间隔了C1、C2的山脊，这次通信方式，采用了无线电台形式。在12月份的中前期攀登中，C2山脊有时会设置一个对讲中继。
    在1990年12月21日到26日期间，大队的登山主力、协作人员，都从BC来到C3，这里是冰雪原，能看清楚冲顶的线路，通信方便，因此这里便作为前进营地（ABC），成为整个冲顶的指挥营地。登山队如蚂蚁搬家，分工明细：一些先锋攀登队员从C3往C4攀登观察线路并修建搭设路绳，一些人员则把物资从大本营、C1等低处，往C3搬运。
    最后，所有的重要设备，如通讯器材、发电机、井上队长的卫星云图接收仪等，都搬运到了这里。
    1990年12月26日，中日先锋主力登到5850米处的大冰壁下，这里也为2号山脊的上方、主山脊的下方，在这里建好的4号营地。考虑在冰壁下方建立4号营地的主要原因是，从这可用吊运的方法把物资到冰壁上方。从21日到27日这里的天气一直都很晴朗。27日晚间，天空中虽有少许支云雾，但依旧晴朗，满天星斗。
风暴之前的平静、美丽，神山给了登山者们无限的美景、期待。
    1990年12月27日，近滕、船原、广濑、宋志义、孙维琦五名队员从C4出发，沿着上方翻越冰壁到达到达6120米的高度， 15时30分返回C4营地。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试攀。
    1990年12月28日，近滕、船原、广濑、宋志义、孙维琦,于8时50分从C4出发进行突击顶峰。8时40分到达雪壁下方，13时30分已到达了6470米的高度，顶峰已相距不远。C3的人们听到消息，立刻欢声雷动、敲盆打碗，似乎登顶已经成功，人们非常兴奋。
    但此后，天气急剧变坏，浓重的黑云瞬间罩住了五名登山者，四周顿时一片黑暗，宛如漆黑深夜，能见度仅一两米。宋志义为先遣队长，即令大家拉起两个建议帐篷暂避风雪寒冻。C3的气象专家井上则，则告诉突击队“根据所收到的天气预报， 1个小时后再作前进还是下撤的决定。”
    天气到14时30分已完全变坏，登顶已经无望。冲顶组五人，一直摸索下撤。但到晚上10时15分，天气才转晴，月亮展露、能见度很好，于是改突击队继续下撤，在23时22分安全返回C4。
    所有人都不知道：6470米，这是人类登山者历史上攀登梅里雪山的最高高度。当宋志义们下撤之后，这个风雪交加的下午、皎洁圆月的夜晚，是卡瓦格博神山，给予人类最后的机会而已，给予人类最后一个美好的幻像。
    第一次从C4未能冲顶成功，之后的三天，第一突击队下撤到C3，其他队员则从C3运送物资到C4，队伍计划在2-3天后，再以C4为根据地，继续冲击顶峰。
但开始变天了，1990年倒数第2天，12月30日，从清晨开始，天空中支量不断增多，风力逐渐加大。这一天，还不至于最坏的天气。这一晚，在C3营地，日本11名队员、中方6名队员，集中在这里，等待向顶峰突击。
    31日，天气晴，但时常有强风。该日中日双方队员在C3停留，举行全体会议，讨论下一步方案：1月1日分两个组向C4运送物资，1月2日第一、二两个突击队同时从C3进入C4,1月3日第一突击队从C4进入C5（6300米）,第二突击队从C3待命，作支援。1月4日第一突击队从C5登顶（6740米）,第二突击队从C4进入C5。将C3存有的食品按日分配定量，计划吃到1月8日,即最后的截止日期。这种喜马拉雅围攻方式的登山方法，周期拉长，登顶概率增加，但也同时增加高海拔风险的风险。
    新年的钟声敲响，1991年来到了。
    1月1日9时，时有小雪。1月2日大雪，所有17人均在C3营地未动，等待好天气。1月3日，大雪和大风，全体突击队员没有行动，留在C3等待好天气，全天定时与BC用无线电台联系。1月3日夜晚，到22时15分双方约定停止通话。C1、C2无人，大本营没有一个日本人，都是中国人：中国登山协会联络员陈尚仁、中国队员金俊喜、张俊，中方协作人员6人，炊事员2人，其中包括段建新。
    晚上10点15分，最后的夜晚，人们使用无线电台作最后的通话：
    C3的李之云说：" 3号营地雪下得很大，能见度很小，积雪达1.2米深。"
    BC张俊说："那你们就赶快除雪吧！
    李之云说："我们每隔2个~3个小时就必需除一次积雪，现在大雪还在下，到明天恐怕超过2米厚吧！"
    人们关机安然睡去。
    “元旦前，我们都很开心，守在大本营。大家觉得登顶要成功了，我们在BC就用松枝木头作了一个凯旋门，等着他们登顶成功下山，作庆祝……元旦那两天总下雪，不过大家都觉得这是老天在考验人们的耐心。”
    老段回忆那时的情景。

6.
    对于梅里的登山者来说，美好及希望的故事，到这个夜晚，悄然驶入无尽的长夜。在藏族的民间传说里，说法是卡瓦格博神去印度探亲回来，发现身上有几个小黑点，他抖抖肩膀……
    1991年1月3日夜晚，抑或1991年1月4日凌晨，梅里雪山的南山脊下的2号副山脊，发生雪崩，一个方圆500米的超级大雪崩发生，掩埋了中日联合登山队的17人。
    他们是，日本队员井上治郎（队长）、佐佐木哲男、清水永信、近滕裕史、米谷佳晃、宗森行生、船原尚武、广濑、儿玉裕介、筮仓俊一、工藤俊二，共11人。中国队员宋志义（副队长）、孙维琦、李之云、王建华、林文生、斯那次里6人。
    当然下面也都是徒劳和后话了——1月4日，BC在晨8时向C3呼叫无任何回音。于是立即经过德钦，又转昆明向北京报告了情况。雪厚线路都被掩埋，等待1天后，1月5日，北京又将该情况通报给京都大学。之后，中国登山协会、西藏登山协会，安排最精英的登山者过来搜寻救援，但都仅到达接近C2的位置。
    “出事以后，我们大本营这边也不能一下就撤退，作了些分工，联络的联络，等西藏登山队和中登协的救援队过来。对，那时是海湾战争，我记得很深刻，很冷，没事可做，我们听短波收音机。”
    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1991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二阶段。1月28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指出：“上海开放晚了，要努力干啊！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此时，在遥远的西南边陲，发生17人山难！
    这是1991年元月、乃至1991年春节，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登山以前如此神秘，少人了解。这次，中国媒体、社会乃至当地的藏族社区，都一下惊醒了。“登山太可怕了，这些人太可怜了。”“梅里雪山太危险了，这事情太蹊跷了。”“啊呀，卡瓦格博是神山啊，是格萨尔佛生气动怒了！”
尤其当地藏族社区，之前人们或许心有纠结，不喜欢不赞同登山者来攀登卡瓦格博，但因为这是涉外活动、带有政治外交色彩的活动，官方支持，于是民间的反对声音还未正式表达。但现在山难发生，加上之后的救援搜寻也一直不利。笃信佛祖的人们，民间心理深切地认为这是神山的发威，山神发怒，卡瓦格博是不应该被攀登的。于是，自此民间就开始有了公开表达的强烈反对登梅里神山的行动。
    对于大自然、卡瓦格博来说，冬天的风雪，笼罩澜沧江，一切似乎是平静的，似乎什么没有发生。登山者的庞大队伍，消失在冰雪原上，一切了无痕迹。
    “后来，我们内部为京都大学登山社，中国这边保留了5年的攀登许可。毕竟死了这么多人。”
西藏登山队的仁青平措，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登山者。他们从拉萨出发，3天即沿着危险的滇藏公路，连轴不停地开到了雨崩，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条路一般的交通车需要六、七天才到达。
    1991年1月6日—20日，梅里雪山搜索队，中国登山协会4人1月9日到达大本营，西藏登山协会6人1月16日到达大本营，日本救援队1月20日到达大本营因积雪过深，雪崩频繁，1月21日终止搜索撤营，攀登高度：5300米C2营地。
    1991年4月15－6月6日，中日梅里雪山联合搜索队（日方12人，中方5人），因连续降雪，雪崩频繁，被迫到4500米终止搜索。
    1996年10月－12月，中日梅里雪山联合登山队（第三次攀登），12月2日，日本方面预报4-6日梅里雪山有大降雪，中国气象台也证实了此预报，队伍被迫下撤，12月8日撤营，攀登仅为5300米。一切都如此宿命，这次也似有预兆，这个活动的一切天气表现，或曰巧合、或曰有神作法也罢，当地社会心理深深信任神山是不可攀登的。这是最后的有组织的登山。
    迄今为止，过去15年中共有9次攀登梅里雪山。其中：中日联合攀登有4次，日本单独攀登1次，美国队攀登过4次。
    1996年后，中国国家已不再颁发梅里雪山攀登许可。1998年开始，由于海洋性冰川剧烈的降水和运动，17名登山者的遗体遗物，逐渐被推往另一方向的明永冰川，直到海拔4500米乃至更低的地方。2001年，政府出具正式条例规定，明令禁止梅里雪山的登山活动。
    一个登山者认为：“从科学、理性角度讲，这应该所有小概率事件都集中一起了。从登山技术角度，当年那种笨重的围攻方式，效率低、周期长，注定了这个悲剧的发生，讲攀登难度系数，它肯定没有K2、南迦帕尔巴特等山峰线路难。 它雪厚、裂缝多，天气变化快、雪崩危险大。但如果轻装阿尔卑斯方式，纯攀冰攀岩技术难度系数不算高，如果那种冰雪原、雪坡上快速行进能力强的人，这样风格的攀登就有了较大系数。那优秀者完成登顶是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当然，现在不能爬。我觉得主要是个宗教、情感的问题，是对当地文化、对当地人民的尊重问题。要上升到哲学和信仰角度的，留下神山、保留神山，禁止去攀登，这也是人类文化自我反省的一个标志。”

7.
    梅里雪山西侧为怒江，东侧为澜沧江，再往东是金沙江。这是地球上最为壮丽、奇伟的地理景观，“三江并流”成为世界自然遗产。今天的梅里雪山，也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云南省政府直接管理下的“梅里雪山国家公园”。
    登山者，这是人类社会中，较少数的一种群体，即使今天在西方诸国，已经有商业登山、登山经济的存在，但高海拔攀登还是少数。而在中国，尤其横断山区，当地原住民的文明及文化，在这短短几十年，也迎来这个人类世界变化最大的时代：传承几千年的宗教信仰、神山崇拜，遇到这样的事件；当地藏族面对外来者从懵懵懂懂到有所顾忌、到有所醒悟，而梅里雪山也渐渐为外界所知。
    1991年，这或许是梅里自然及它的子民们，在现代社会变迁的一个时代节点。梅里，它的存在及时代的命运，改变着山里山外的人们的命运。
    “后来梅里雪山遇难者家属，还成立了一个联谊会，大家每年都通过某种形式聚会或祭奠。时间太长了，这几年都很少有音信了，二十年了，当年登山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都应该很大年龄或过世了。”
    老段详细地描述着当年情景，他的黑白色封面的相册，已经多处卷皮黑皱，它想必已被无数人曾经翻阅。
    照片上的那些日本、中国、藏族、汉族，那些欢笑着的登山者，看起来是那么健康和有活力，但生命的消失，在那个夜晚突临而至，改变了他们自己、改变了他们的亲友、改变了之后登山队命运、改变了梅里雪山的知名度、乃至改变了梅里脚下人们的命运。
    世界是平的，梅里山难，看似只是一个登山运动的山难事件，但在时代下，它是一个节点，梅里地区的窗子被打开了。廿年以来，这是梅里乃至中国，整个社会变迁最大的二十年，个体的命运在时代的大潮下，不自觉地走向未来。雪崩，不可控。而人类自己的未来呢？
    中甸早已更名为 “香格里拉”，它的本意为“梦开始的地方”“天堂”。登山者究竟往何处去？之后，仁青平措、王天汉、高家虎等执着的登山者，也曾计划或悄悄再去攀登梅里雪山，高家虎甚至在最近的春节，失踪于梅里雪山。
    茨中教堂，梅里南侧的村庄，藏、纳西、傈僳、白、回、汉等多个民族共同存在，通用藏语。这里笃信基督教，这是100年前法国传教士为他们的信仰而来。时值今日，这里尚保持着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存在。
    梅里雪山的明永，斯农的等海洋性大冰川，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也在退缩着。雨崩等地的原住藏族，经济已大大提高，年轻一代的汉语甚至英语，诸多人颇为流利。村子里的放牧、农耕一些重活，甚至请了外地的务工者操作。飞来寺烧香台，已经成为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旅游地，餐饮食宿酒吧都有，房子盖到山顶，而13座白塔被围墙圈起来进行收费……
    梅里山难，一个因登山者的外来冲击，对当地有了一个“社会地震”，引起一连串的效应。从时代背景下，看每个与梅里有关、关注梅里的个体，山和人的命运变迁。今天的梅里雪山，登山、旅游、当地经济、国家公园等社会现状……人类情感、宗教与信仰、金钱崇拜大潮，文化的冲突及融合。山与人，都躲避不开时代时间的前行。真如传说中的，香格里拉、那鲜花天堂，就在卡瓦格博的山顶吗？
    时间是消除悲剧最有力的手段。时间也是改变所有人最简单的武器。
    塞缪尔•亨廷顿，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曾预言2010年的世界，文明文化、东西方社会、全球人类的不同族群在现代社会演进下，矛盾与发展同在。而梅里地区的文化系统，和外来世界的文化系统的冲突、交流、融合、共同推进，梅里山难的事件，俨然一个起始点。当今天，不同角色的人们，再回头看廿年前的梅里山难，这不仅仅是登山者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这对于香格里拉，是一个文明的冲突，从机遇及未来角度，也是传统的一种重建。
    这个夏天，我在TNC（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作志愿者，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关于梅里国家公园的社区建设、垃圾处理问题。马建忠以前也曾是TNC的主力干将。当从悲剧回归到今天现实，日本人、美国人、汉族人、藏族人、白族人、傈僳族人，狂热的登山者在梅里之前，或许该忘记一下登山的事情了，其实，只有眼前的这些文化、人类，才是我们最值得珍视的，现实继续往前推进。
    一切看起来是机遇巧合，或是宿命，但也是一种积极的、有责任感的宿命。
    二十年了，藏族人马建忠老师，如今在一个国际环保NGO工作，为西部山地的人文及环境保护，继续奔忙。他认为：
    “作为藏族人，我认同传统观念，登顶对于神山这是不应该的，转山就好。梅里山难，也吸引了外来人对于这一地区的关注，从这个事件开始，当地人意识到了传统的重要性，山难对于当地老百姓心理有个很大冲击。或许当年登顶成功，这对当地文化价值观念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不只是一个运动事件，这是个文化事件。老百姓本身，对于登山者个体有一种慈悲和怜悯，而不是仇恨，他们觉得山难是佛的一种反应……”
    “不管怎么样，关于登山爱好者也罢、关于梅里自然环境及当地人们，所有的未来，未来的建设和发展，都最终回归到文化的保护、传承及发展这个话题上，这也是根本。梅里雪山的国际名气越来越大，外界关注、政府投入等也增大很多，当地保护意识有很大提高，但根本还在于思想观念、文化的系统。”
    “所有的未来，首先要有文化的保存、保护，才能有发展。现在动辄兴起的‘文化’产业化，一味强调市场化及经济开发，而不去培养文化根基，那我们是没有未来的。”
    扎西尼玛是个诗人，他则反对雪山攀登。但他赞成有节制的、热爱和欣赏大自然的旅行。“人和自然之间要有个平衡，健康旅游、探险等等这些，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也起码尊重当地的那种民族文化。”
    扎西说：“没有爱和尊重，就没有生命的理解，登再高的山也还是找不到最好的东西。”

小毛驴 2011年7月   （本应《山野》杂志写：准备的比较充分，采访了老段，找了好几个人、查找资料，但下笔仓促，遂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