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遗恨之崇祯遗恨

自由的风

【原创连载】甲申遗恨之崇祯遗恨　一
作者：党人碑 发表日期：2004-07-23 22:20:48

　
　　　　　　　　　　　　崇　祯　遗　恨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这天是新年第一天的“元旦”。

　　这是一年中最早的节日，作为一年之始的正月元旦是国人习惯上大庆大祭的节日，在古代中国，这也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了。这里说的“元旦”，在民间通常是称作“新年”的。盖因这一天是一年的第一天，春季的第一天，正月的第一天，新的一年自此已经开始。人们将告别寒冷单调的冬季，迎接生机盎然的春天。京师里家家都要画的《九九消寒图》，从冬至那天画的八十一瓣儿的素梅，日染一瓣，画着画着，一九又二九，终于等到了六九头上，虽然“六九五十四，口中呬暖气”，整个北方，包括京师的天气依旧春寒料峭，但终究离“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又一九，犁牛遍地走”已经不远了。乡下的老乡不是说吗？“春打六九头，农事开了头”。任你城头大王旗如何变幻，老百姓的新年总是要过的。“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尤其是初一的那顿饺子，按理儿说得是荤馅的。虽然年景不好、世道不太平，但是这顿饺子还是万万不能马虎的，没有白面，杂合面儿的咱也能对付。真不行，不是还有能吃“年年糕”吗？那玩意其实就是黏面，毕竟便宜些，小百姓不求什么，但求温饱罢了。

　　按常理，宫里面过元旦是要举行“贺岁之礼”的。相对于民间，这更是极为重要的日子。适逢元旦，历代宫廷皆有贺岁之礼。以汉代为例，基本是“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卿以下执贽来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宴飨。”曹子建《元会》诗中记载了曹魏时代宫廷贺岁的场面，“初步元祚，古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是极佳的写照。本朝自太祖定“正旦朝会仪”制起，这一典礼的规格就几乎不让登基大典了。

　　先一日，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就繁忙起来了，丝毫不像现在机关干部那样，除夕前三天就领完机关办公室分发的各类年货土产、补助奖金，急匆匆回家忙着回家过年了。礼部的长官十二分的小心，尚宝司和教坊司的司局级干部们亲自上阵，处级干部、科级小厮自不敢懈怠半分。尚宝司负责“设御座于奉天殿，及宝案于御座东，香案于丹陛南”。教坊司则负责“设中和韶乐于殿内东西，北向。”当今圣上生性严谨，几近苛刻，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搞不好，丢官罢爵是小事，被锦衣力士捉到午门之外，“脱了裤子打屁股”，可就有生命之忧了。如果早先和阉人们结过“樑子”，或者逆鳞直谏触犯“天威”，那就断无丝毫生机了。只要行刑之人“着实打”或“用心打”，纵然不被打死，随后也要被厂卫旗校用毡布兜住再高高举起、重重摔下，连摔三下之后，能活下来的就真是奇迹了。本朝自太祖制“廷杖之刑”，任你是功高爵显的股肱之臣，还是学富五车的翰林学士，只要触了皇帝老倌的霉头，就难逃此劫。正德十四年，武宗以谏止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一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群臣争大礼，世宗为此廷杖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明史·刑法志》）其后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听了阁臣叶向高的建议，罢了廷杖。可当今皇帝登基后，却又恢复了这项“祖制”。崇祯十三年，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和户部主事叶廷秀逆鳞犯颜，要不是锦衣卫使吴孟明多少有点儿善心，这位当世大儒的石斋先生怕也要命丧黄泉了。想到这里，谁还敢在正旦佳节触当今皇上的霉头呢？

　　第二天天刚亮，有关部门更加忙碌起来了。锦衣卫、教坊司、鸿胪寺、金吾卫、典牧所、司晨郎、纠仪御史以及传制、宣表等衙门的老爷们，统统不得安生。各司其职，恪尽职守，生怕出现半点儿差错纰漏，丢了吃饭的家伙。从内阁到六部、大理寺、都察院、通政使司、五军都督府等衙门；从殿阁诸相，到部院尚书、侍郎、都御使，再到王公侯伯子男、各类在京文武百官俱不得安宁。由于要在翌明早朝，大家早早就戴好乌纱、穿好袍服，用“守夜”的方式度过这个不眠不休，全家人都不得安宁的除夕之夜。年夜饭是吃不好了，初一的饺子只能当工作餐了，简简单单凑合着垫几口儿，就得赶快准备上朝。北方人吃饺子，爱喝点儿小酒儿，“饺子就酒，越吃越有”。作京官的，这时谁敢吃酒？纠仪御史像巡弋在河中的鳄鱼，随时等待着吞噬百官的俸禄和荣誉，纠察你的失仪之罪。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时间在轿中整理冠带；而不少低级官员，基本是靠徒步赶到皇城的，这路程绝对不近，抵达时他们总是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好在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油水儿可以榨取，纠仪御史也就不以他们为正餐了。

　　做官辛苦呀！做官难呀！可你不想做这难，想做这难的多的是呢！那帮子卖了房子卖了地、四处打点过的候补官员可跟乌眼儿鸡似的，眼巴巴地盯着空位子呢。

自由的风

【原创连载】甲申遗恨之崇祯遗恨　二
作者：党人碑 发表日期：2004-07-31 20:32:39

　
【原创连载】甲申遗恨之崇祯遗恨　二


　　当今天子是为大明的第十六代皇帝，朱由检。当年太祖为燕府系的子孙定立的二十字辈份，“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静迪先猷”，传到“由”字辈，属木德，刚好一半。

　　由检本是光宗常洛的第五子，他的长兄是熹宗由校。按照传统的封建帝位继承制度，由检绝对没有做皇帝的机会。他是个庶出的孤儿，亲生母亲不得宠，又早死，从小他就没得到过多少抚爱，也没有受到过多少长辈悉心的教育，他是一个在小心翼翼中，寂寞地成长起来的半大孩子。等待他的命运，也许只能是依照本朝常例，一成年就被赶到距离京城十万八千里、自己遥远的封地去，在自己的王府中颐养天年、了此一生，作大明的信王罢了。然而，历史的机缘往往令人难以想象，难怪我的朋友胡适之老说“历史里面有鬼”。由于客氏和魏忠贤的背后捣鬼，熹宗由校的三个子嗣都是幼年早夭。正值少壮的由校被客氏淘干了身子，再经覆舟溺水的惊吓，最终又由于喝了阉党进献的“仙芳灵露饮”，二十三岁就丧了命。孟心史最瞧不起由校，责他是“至愚昧之童蒙”，但由校独独对五弟心存厚道，很看重由检。故而最终按照兄终弟及的祖制，把皇位传给了由检。那年，当今天子只有十八岁。按照今天的计算习惯，由检其实只有17岁。

　　17岁，多好的年龄，大把的青春可以任你肆意挥霍。17岁，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一位老机关略带妒忌地用诗化的语言对我叹道，“不要辜负了你一生难忘的好岁华！”我的17岁，在宦海中冒了个小浪花儿就沉寂得无影无踪了。由检的17岁，开始的也是那般惬意。天启七年二月初三（西历1627年），17岁的信王迎娶了城南兵马司副指挥周奎的女儿。周姑娘是苏州人，不失为美人坯子。出身贫寒故尚节俭，“一切女红纺织，皆身自为之。（《石匮书后集》）”而且多才多艺，除了通晓书画，亦喑药性，脾气也是极好的。如此佳偶，17岁的信王是很满意的。

　　谁知风云突变、造化弄人，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由检就被嫂嫂的一道懿旨召唤，一乘肩舆星夜抬进了宫，在秉烛独坐中度过了难熬的一夜。（那一夜，是这般的难熬，以至于十七年后还历历在目。那晚，他不敢食宫中之物，入夜不敢熄灭烛光，还把巡夜宦官的配剑骗来防身。）次日，在皇极殿登上了人人觊觎的九级御座，开始了他全新的十七年的皇帝生涯。一个年轻人的17岁，自此随风而逝。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需要一个中兴的天子，而不是浪漫的青年。17岁的新皇帝，继承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皇朝。时局的危机，令他不寒而栗；艰巨的责任，令他如坐针毡。此时，他心头虽也有一些喜悦和激动，但更多的感触还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知道：从此，他朱由检再不是当初信邸的那个年轻王爷了。

　　由检可能本来就是个柔弱自卑的青年，一如他在信邸时的样子，“衣冠不正，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明熹宗实录》）”刚到官场的年青人都不想被人瞧不起，总要装模作样地装老成，以为这样就能镇得住。以我自己的经历，我总怀疑他日后的强硬和暴戾，不过是他的职业需要．或者说，他是在努力扮演一个他想成为的明君形象。虽然，他自己也许并不具备扮演那个角色的秉质和机遇。可时不我待，由检心爱的大明王朝太需要一位太祖那样的铁腕皇帝，也许只有这样，内忧外患中的老大帝国才能中兴。朝局如火，边事汹汹，此情此景，稍有些心肝的便不会坐视不顾，何况由检本是个佳子弟，他怎能不心急火燎呢？

　　兄长留给他的完全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宫中，前朝的奉圣夫人客氏不甘心失败，还在伺机准备兴风作浪；朝中，以巨珰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盘根错节，专擅朝权、气焰嚣张，客魏内外勾结，大有想把由检变成第二个熹宗的图谋；内地，由于水旱灾祸连年不断，官员暴虐贪鄙、搜刮无度，成千上万迫于生计的民众已经举起了造反的大旗，渐有星火燎原之势；关外，满洲人在万历四十四年（西历1616年）建立大金政权之后，历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的苦心经营，虽有宁远之败，但羽翼渐丰，辽东已成其囊中之物。由检不同于乃兄，是真想有所作为，想一扫自祖父以来的所有弊政的。自登基那天起，他就感到责任的重大。为了拨乱反正，为了中兴大明王朝，他寝食不安，铆足了力，拼上所有的心劲儿，玩儿了命地干，努力表现出要励精图治的样子，一心要彰显出一个有道名君，乃至是中兴之主的光辉形象，让亿兆臣民和后世子孙来顶礼膜拜。

　　他是这样想的，也真是这样做的。从一开始雷厉风行地收拾了魏忠贤及其阉党集团之后，十七年来，他“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明史·庄烈帝本纪》）”相对于乃祖的怠政，兄长的昏聩，他的勤奋在整个大明历代君主中也绝对算是个翘楚了。但他发现，似乎上天总在捉弄他朱由检。他越是求治心切，事必躬亲，朝局却越向坏的方面发展；天公也不眷顾他这个天子，风调雨顺的年景不多，年年兵燹之外，不是干旱，就是蝗灾，而且疾疫流行，百姓流离失所，最终导致民变迭起。为此，他不停地反省，不停地自责。他撤乐减膳，时常在文华殿或着永寿宫里斋居闷坐。他甚至已经四次下诏罪己。这在本朝历史上，那怕在历代君王中都是极少见的。

　　　　　　　　　　　　　　　　　　　（未完待续）

自由的风

【原创连载】甲申遗恨之崇祯遗恨　三
作者：党人碑 发表日期：2004-08-07 23:12:10

　
　　尽管前不久刚刚过完三十四岁生日，可他的须发已经多少有些花白，眼角的皱纹也更加明显了，连日批阅奏章的劳累，和对时局愈加维艰的椎心之痛，使得由检眼中布满了血丝，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光泽。除夕夜，本是家家团圆、户户升平的一夜，宫中惯例自然也要热闹热闹，可他真的太忙了，忙得连除夕之夜都不能休息休息。第二天一早，他还要参加正旦大典。按照本朝制度，这样“服衮冕”的“大朝仪”是绝对重要的。

　　管年景不好，但“年”终究还是要过的。西北的李自成、西南的张献忠、关外的满洲鞑子，对于京师的百姓来说还很遥远，他们不也得过年？故而，对于眼面前儿的年节没有丝毫威胁。谁来了，大家伙儿不还得吃饭吗？才到四更多天，整个京师就热闹起来了，全城都沉浸在爆竹声中。王半山著名的《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新年到了，谁都想放放炮仗，崩崩煞神。宫里面也是一样的。但为防走了水，向来是不许多放的。再者，皇上近来心境愈发不好，谁敢惊了圣驾，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与外边响彻九城的爆竹声相比，紫禁城内倒像是一座黑漆漆的大墓，静寂得令人可怕。等玄武门打过五更鼓声，紫禁城内也终于有了响动。皇城内外，所有的庙宇都钟鼓齐鸣。钟磐铙钹、笙管笛萧，木鱼声、云板声、“阿弥陀佛”声，合着阵阵诵经的梵音，让整个紫禁城重新有了生气。乾清宫里刚刚批阅完奏章的由检，只进了一碗冰糖燕窝粥。御案上，按照宫里节庆风俗摆的“百事大吉盒儿”，他也只取了一枚枣子来吃。“百事大吉”，百事大吉，算是讨个吉利吧？是啊！崇祯十七年到了，但愿是“百事大吉”......

　　在建极殿内，宫女们替他换上了一套正旦朝会仪的衮冕。十二串旒珠儿，在眼前晃来晃去，让人眼晕，他真想把这东西一把揪下来！十七年了，由检对这套繁文褥节已经厌恶透了。但作为皇帝，他又深知：繁文褥节，正是儒学的精髓所在。繁文褥节，代表的就是儒学中的“礼”。“礼”，“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孔圣人一生的追求。什么是“礼”，就哲学而言，它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就道德而言，它是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准则；就政治而言，它是治理国家、号令天下的纲纪所在。儒学作为国家学说，历经从孔孟二圣以后历代儒学大师们的发展，日趋成熟至臻，深入人心，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皇帝的一言一行。他不是昏君，自然不能违礼行事。况且本朝，自太祖皇帝在浙东建政就开始注重礼制。在本朝太祖宝训中，洪武六年，礼官上所定礼仪，太祖便对尚书牛谅说，“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交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故尝命尔礼部定著礼仪，今虽已成，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旧。务合人情，永为定式，庶几惬朕心也。”（《明太祖宝训·议礼》）太祖皇帝是他的榜样，他必须按照太祖皇帝制定的礼制来行事。更何况，今日是崇祯十七年正旦，是新年的第一天，正旦朝会仪又是极重要的朝仪。虽然危局汹汹，理当诸事从简，但是正旦朝贺，还是不能有丝毫马虎。

　　十七年来，他似乎从没有马虎过，更没有懈怠过，就像一架上足发条的自鸣钟。昨夜，堆积如山、尚待批阅的奏折让他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更衣之后，趁着正旦朝前的空儿，由检在中极殿小憩片刻，同时接受执事官员的朝拜。等待着午门上三通鼓声响过，再乘步辇，前往皇极殿接受百官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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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连载】甲申遗恨之崇祯遗恨　四
作者：党人碑 发表日期：2004-08-14 23:46:52

　
【原创连载】甲申遗恨之崇祯遗恨　四

　　正月初一日，崇祯十七年的第一天，天气竟然如此不好。北风怒号，尘沙蔽空，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天低得快要压到人头上来了。蛰伏一冬的沙魔养足了精气神儿，伸展一下筋骨，会合了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夹带了黄土高原的大量黄土，从蒙古高原一路南下，在新年第一天就开始在京师肆虐逞暴。“漫卷狂风蚀春色，迷蒙黄沙掩繁华”，漫天弥漫的黄沙，使这座以灰色为主色调的繁华帝都，全部笼罩在一层似雾非雾、似云非云的朦胧中。街沟边刚发芽的小树、小草在风沙中瑟瑟发抖，人们被浓重的土腥气憋得喘不过气来，紫禁城也湮没在漫天的黄色沙雾中。这种天气，二百六十年后，我们管它叫做“沙尘暴”。当日的史书记载，“正月初一庚寅，大风霾，震屋扬沙，咫尺不见。”

　　漫天的滚滚沙尘中，百官们早已朝服整齐，在午门外排班站定，等待着午门上的三通钟鼓响起，年复一年的正旦朝贺早早开始，早早结束。更加希望，今天皇上的心情好些，大家也好过个安生年。

　　按照本朝礼制，随着文昭阁上①第一通鼓声响起，王公百官就要在午门外整装以待；而二通鼓声响过，左、右掖门訇然洞开，午门外大小官吏及在京王公，文东武西，鱼贯而入，走上丹墀，按照各自的文武班次，面北分立东西；待到第三通鼓声响过，各处钟声次递继起，当今天子便在宫女、太监的簇拥下升坐金台，在皇极殿按部就班地例行大朝贺礼。

　　大概由于此时沙尘暴骤起的缘故，阴霾蔽空，劲风激荡，午门外的群臣竟然没有注意到三通钟鼓的声响。群臣既然不闻钟鼓之声，自然以为圣驾未出。故而吉时已届，却没有一名大臣入宫参朝。中极殿内的皇帝不见百官上朝，心中自然老大的不高兴。表面上沉着冷静，可内心却焦灼万分。想到许是外边天气的缘故，便压抑住心火，传旨午门钟鼓再起，左、右掖门大开。可是，中极殿内龙椅上的皇帝按耐心性等候了很长时间之后，仍不见文武百官上殿。想到政务冗杂、军情紧急，尚待批阅的奏折在乾清宫里还有一堆一堆又一堆。正旦早朝之后，还要到太庙祭祖，还要召集阁臣会商军政要事。倘若一时一事耽搁了，棘手的事情便会如山般压迫下来，由检的心中不禁再次烦躁起来。

　　但是为了赶时间，由检只得再次按耐住肝火，索性改变行程，打算先祭拜太庙，再回来接受百官的正旦朝贺。皇帝极其不悦地向身边的司礼太监宣谕，要求司礼监火速准备车马，安排拜谒太庙事宜。提督太监曹化淳、掌印太监王德化连忙命司设、御马二监的掌印太监各自准备卤簿、仪仗、帷幔、舆马，以备差遣。

　　然而很快，司礼监的内臣们就发现，圣驾外出所必须的百余匹立仗、乘舆用马，都还在御厩之中，没准备好。然而，大家都知道当今天子的脾气。既然已经传下谕旨要先行拜谒太庙，金口玉言、君无戏言，岂有让圣驾等待之理？于是，内臣们只好让大汉将军们把长安左右门外文武朝臣上朝所骑乘的马匹，统统牵到午门以内，用以暂代御马，以救急变。一时间，马鸣风萧萧，人呼乱嘈嘈，从长安门外到皇城以内几乎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比，而又混乱不堪的牲口市场。平日跟随原来主人，基本享受县处级以上待遇的“马老爷”们，今天可吃大苦头了，被御马监的宦官、腾骧四卫的亲军和大汉将军们一顿鞭子、一通叱骂。“马老爷”养尊处优惯了，哪吃过这等亏儿？自然踢跳咆嗥，不受羁绊。外官的私马到底是没有经过御马监严格调教过的，毛色、脚力倒在其次，万一在拜谒太庙途中发了性子，惹出诸多事端，惊扰了圣驾，谁吃罪得起？纵然可以拿外官们垫背，可内官们怕也少不得触了皇帝的晦气。司礼监的巨珰们迫于无奈，只得奏请皇上，为了圣驾的安全，暂时不要仓促参拜太庙。

　　既然如此，由检只好采纳了内官们的“忠谏”，无奈地再次改变了主意，决定还是先受百官朝贺再去拜谒太庙。

　　景阳大钟和宫中各处钟鼓不停歇地再次响起，由检端坐在皇极殿正中的金台宝座之上，原本白皙的面孔此时更是满含肃杀、略带怒气，布满血丝的眼睛炯炯地正视着殿口。天颜正视之下，陆续上朝的文武百官们深恐受到皇帝的严厉惩治，一个个蜷缩了头颈、躬着身子，小心翼翼地避开中门直入殿中。于是不经意间，不少文官直入武班，一些武官也错站到文臣的朝班中。随着殿外赞礼官员的一嗓子，殿内的文武官员跪倒了黑压压的一片。一名礼部官员代表文武百官在丹陛中间跪下，开始背诵二百七十六年来、年年相同的典雅贺词：

　　兹遇正旦，三阳开泰，万物咸新。恭惟皇帝陛下，膺乾纳枯，奉天永昌。寇盗不兴，灾荒永弭，四夷宾服，兵革枚平。圣世清明，国家有万年之安；皇恩浩荡，黎民荷无量之福！”

　　再经过无数次广播体操式的跪拜叩头，殿内殿外百名文武官员，千名大汉将军，万名太监宫女，一齐山呼万岁，顿时声震午门。一直心思抑郁、肝火旺盛的皇帝，在这万岁声中方感到少许的欣慰。也只有在这时，他才感觉到自己还是四海共主。

　　大明建国二百六十七年来唯一一次，也是由检继位十七年来所仅见的一次特殊“正旦大朝贺”，就这样结束了，由检的崇祯十七年也就这样开始了。

　　　　　　　　　　　　　　　　　　　　　　　　　　　　　（未完待续）

图片：沙尘暴中的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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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连载】甲申遗恨之崇祯遗恨　五


　　朝贺典礼结束之后，尽管今日是元旦佳节，当今皇帝仍然是不辍“平台召对”，照例把阁臣们留下来议论日蹙维艰的国事朝政。而毫不顾及他们在今天亟待回家与家人共度佳节的迫切心情，和自己的疲劳程度。所谓平台召对，即是皇帝召见群臣诸卿议论国事朝政。自万历、天启以降，久已废弛，由检新君嗣位即励精图治，于崇祯元年正月正式恢复此制。长期以来，由检一直认为内阁辅臣和部院大臣们大多“牵情面之故套，政事奉行不实，徒夸纸上之空言。”只有“屡召平台，时廑商榷”，才能“振惰窳之弊，一新明祚之猷。（《崇祯长编》）”明朝是他们朱家的，国事也是家事，尽管国事维艰，可他不想成为末代皇帝，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办公直到深夜，没有公众假期，没有外出旅游，连调剂精神的文化娱乐业几乎没有。“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可在由检身上，只见其“张”而鲜见其“弛”。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他要整个官僚机器和臣工们都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一样的只“张”不“弛”。可是要命的是，正是由于他的急躁与褊狭，用之不专，刻薄寡恩，严刑伺后，使得整个官僚体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始终没有形成过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所有文武百官好像七拼八凑走江湖组成的极不稳定的草台班子，有人出钱请时就赶来演他一演，大家难免有种自视为聘请的临时演员的感觉，既然是讨生活的临时工，何必那么认真？大家嘻嘻哈哈、得过且过算了！这种心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与由检的初衷和迫切求治的焦急心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促使由检更加认为“文臣个个该杀”，士大夫们都有负国家。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君臣上下离心离德、相互猜忌。由于地位、出身、经历、见地的迥然，上位者与下位者必然有许多方面的不同和矛盾，这都是正常的，有差别并不可怕，怕的是上下之间无法相容。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

　　众所周知，不管是历代君王还是今日的各级长官，其事业兴衰之本首在治人治吏。治吏驭下之法，不外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知人善任，扬人所长，用人不疑；赏罚分明，功赏过罚，分寸恰当。倘能如此，辅以德化、恩威，则下属必定勤于政事、奋力进取。然而本朝天子，“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明史·流寇传》）”刚愎自用、自恃英明，功利急进、用人多疑，乃至举措乖张、处置失当。17年来，内阁卿相、六部长官、封疆大吏的更替之繁绝对在本朝，乃至历代都是前所未有的。以刑部尚书这个职位为例，17年间换了17任，薛贞以阉党抵死，苏茂相半岁而罢，韩继思坐议狱除名，乔允升和冯英皆被劾遣戍，郑三俊坐议狱逮系，刘之凤坐议狱论绞瘐死狱中，甄淑坐纳贿瘐死在了本部狱中，李觉斯亦坐议狱削籍去。（《明史·乔允升传》）兵部尚书更作了“门神”画儿，成了京师百姓人人皆知的街头笑谈。17年间，所戮臣工更是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7人，巡抚11人。“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明史·流寇传》）”蓟辽总督袁崇焕碎磔西市，是千古奇冤；山西巡抚耿如杞弃市受戮，是冤沉海底。小小的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麟涖任甫七日，便以城陷论死，他是不是更冤？

　　再说阁臣，明代中央政治体制的最大变革就是创制“内阁”了。太祖出身皇觉寺的小沙弥，绝对是中国历史中极富个性传奇的另角。虽然文化很少，但他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每每从实践中得到“真知”。吴元年（元至正廿四年、宋龙凤十年，西历1364年），太祖初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沿革蒙元旧制，立中书省，设官分职。直到洪武初年，新朝中央国家机关的设置，基本上仍是沿袭吴王时期的政府组织体制。在中央朝廷，设置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等三大机关系统，保留了三大府分理行政、军事、监察事务的制度。三大府在主管工作范围内拥有较独立的职权，其中尤以中书省的权力最重，它直接领导从原来的钱谷、礼仪、刑名、营造四部发展而来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其他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门，总揽政事。而这样的设官任职，无疑要赋予丞相极大的权利，不但与历代君王加强君权、抑制相权的集权主义治国思想背道而驰，更加是权力欲极强而又自视甚高的朱元璋本人所决不能容然的。天下是他们朱家的私产，在他的卧榻之侧，又怎能容忍作为百官之长，官僚集团和士大夫的领袖，处于官僚组织的顶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地位最尊，而且是如此迫近皇权中心位置的丞相存在呢？

　　按理说，“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协同心，合成而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贞观政要·君臣鉴戒》）”的道理，作君王的不应该不知道。然而事实上，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在二者产生的初期就已经存在。虽然君权离不开官僚组织而独立存在，但君臣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而只能是且用且疑。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历史上许多元勋功臣虽然当初都是恩宠无比，显赫一时，但善始善终、常保富贵者却寥寥无几。所以，历史上所谓“兔死狗烹”、“伴君如伴虎”的俗语，真可谓冷心铁面、血迹斑斑的经验之谈。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冷酷的事实，历代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文字，感叹所谓的“明主与良相”知遇之难。甚至连本朝太祖也多次有过“明良相逢，古今为难”的议论（《典故纪闻》）。明君与贤相的知遇，绝对是历史长河中极少的个案，那怕是唐太宗与魏征君臣蹩脚的双簧也不多见。这也说明，君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对立关系乃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在这样一种君臣关系的大背景下，君主权相的冲突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本朝，即便是开国六国公之首、太祖儿女亲家的李善长也最终为太祖所难以容忍。皇权总是要将所有的大权集中在 自己可控制、最放心的人物手中。而以丞相为首的官僚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对君主是没有选择权的，即使丞相个人没有与君主争夺权力 的初衷，但为了保证官僚制度的正常运转，也不得不经常要与君主的 非理性行为进行对抗，而失败者往往是丞相一方。从李善长、汪广洋到最后的胡惟庸，这三位本朝的开国宰相下场，无不用鲜血淋漓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君权与相权斗争，也造成了这样一个难解的症结，一方面是皇帝毕竟不是金刚罗汉，即使是太祖那样勤政的帝王也无法面对八日之间，收到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1660份奏札，立即处理完其中反映的3291件大小政务。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不妨将其细化一下：8天处理1660份奏札、3291件政务，也就是要每天审阅约208件奏札，处理约411件政务。太祖是极其勤政的皇帝，他每天审阅政务的工作时间我们按10小时计算。这样，他每个小时需要审阅近21件奏札，处理41件政务，基本上看一份奏札平均只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每件事只有一分半钟不到。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量，每天不眠不休尚需苦干10个小时，倘有延误还要加班加点连轴转，怕太祖本人也有时会想，当这个皇帝究竟为了啥？（《春明梦余录》）。而另一方面，出于对家天下的无限眷恋，皇帝必然对官员们充满了怀疑，生怕出现些许“专权乱政”，让作臣下的侵夺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一星半点权力。太祖从实践中得出的真知灼见，使得他特别强调自古以来丞相制度的“弊端”，“自秦始制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中多少人专权乱政”（《明史·太祖本纪》）。他以谕旨的形式规定，“朕罢丞相，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勒诸典章，永为遵守”（《太祖本纪》）。此后作为祖训，又颁行《皇明祖训条章》于中外，“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看来，权力更为重要，既然改革的这一步迈出去了，就在无法收步。故而，自太祖开始，本朝概不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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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连载】甲申遗恨之崇祯遗恨　六


　　阿卜杜拉·伊本•麦斯欧德（Abdullah ibn Mas`ud ）在其传述的《圣训》里面说过： “有个人来到圣人面前，浑身颤抖不已，圣人安慰那人说，‘不要怕，我不是皇帝’。”穆哈默德没见过中国的君主，更无法预料到后世中国大明皇帝的威仪，于是他把“圣人”和“皇帝”两个概念分开，不忘幽皇帝一默。中国皇帝们是“天生圣人”，于是他们就觉得这世间就没有他们办不了的事。可是“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种苦形，岂能—一中理？”（《唐鉴·卷三》）本朝“禹迹所奄，尽入版图。近古以来，所未有也。”“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凡直隶者二，布政使司者十三。其分统之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三，县千一百三十有八。羁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县六。编里六万九千五百五十有六。而卫四百九十有三，所二千五百九十有三，守御千户所三百一十有五。又土官宣慰司十有一，宣抚司十，安抚司二十有二，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六十有九，蛮夷长官司五。（《明史·地理志》）在籍人口基本介于5000—6700万之间。（太祖洪武14年（西历1381年）全国户数为10654362户，口数为59873305人，每户平均口数5.62人（《明太祖实录》卷140）。成祖永乐元年（西历1403年），全国户数为11415829户，口数为66598337人（《明成祖实录》卷26）。）如此庞大的帝国，又怎么是一人能治理的了的？就是那每天的几百份奏折、几百件军国政事，不管皇帝是如何的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繁浩的朝政都不是一个人能处理的。杖责茹太素便是极好的例子。前朝以大造“尊君”之舆论著称的圣人朱文正公，对皇帝的“独断”是很反对的。他在《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中对宋宁宗直谏道，“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朱文公文集》卷十四）。尽管君王们总是自诩为“圣人”，可即使是圣人的大智慧也不可能包揽万事万物。何况每个人的资质是有差别的，作为君主一个人才干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做出一个决定而不与大臣、宰相们商议，不经过给事中、中书舍人们审核、草拟便下达，“悉当于理”也只能是一次、两次。如果形成定制，长期沿用下去，那么迟早是会出大乱子，从而危害整个政权的。

　　自秦汉以降，中国封建制度发展的趋势便是一方面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各种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逐步集中到皇帝这一权力的核心基点上来，二者同步发展而又相辅相成，中央集权制度是君主专制的前提和基础，君主专制是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二者无不是要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君主个人的绝对权威。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封建国家的权柄也日益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从而使得“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始皇本纪》），君主专制成为现实需要，成为必然结果。洪武十三年（西历1380年），太祖废中书省，罢丞相不设，其实可以远远追溯到始皇帝设立三公，追溯到光武帝“政归台阁”，追溯到隋文帝确立强化三省六部制度，从设相到废相，从秦始皇到明太祖，从宰相制度的变化之中，我们看到：皇帝通过对相权的分割、削弱，一步步地把各种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有效地实行君主专制。专制君权具有绝对性和独断性，它不允许任何人僭越自己的权力，凡是正常行为下的君主也决不允许任何侵夺自己权利的行为的存在。正是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两种制度的紧密结合，使得整个国家都处于皇帝本人的一元化领导之下，皇帝具有绝对权威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如费正清指出的那样：在这样一个专政社会里，皇帝把教会和国家的职能集为一身，他是军事也是精神的领袖，是行为的楷模和正义的主宰。他的全能总括了国家的一切主要职能，包括国家对于全人类的尊崇。他是“天下之一人”，是社会政治殿堂前的帅旗。（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于是皇帝，尤其是中国皇帝便成了全知全能的上帝。他所奉行的便是“全能主义”了，借用邹谠教授的一个词totalism，他译之为“全能主义”，total control on humankind。皇帝自诩为天子，是圣人，故而不管什么权力他都要通吃。但上帝还要休息星期天，何况是凡间的皇帝？

　　本朝太祖皇帝很快发现“人主以一身而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太祖实录》卷133）”，在设置四辅官之后，洪武十五年（西历1382年）十一月建置阁殿大学士，从组织体制上讲，本朝的内阁制度便由此发韧。经过永乐时代的肇建内阁，中经仁宣时代的发展规范，英宗到神宗内阁制度的鼎盛。本朝的内阁制度也随着朝政的败坏，由盛转衰。我们不难从中看到：君权与相权、皇帝与大臣，君主专制与辅政机构之间既有一致的方向，又有冲突之处。加强专制集权，必然导致更加深刻的君主专制。皇帝得了权力恐慌症，如同着了魔，疯狂的同影子做着拼死搏斗。皇帝不是上帝，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何况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需要一张一弛。于是皇帝便从资历较浅、地位不高而又听话的心腹近侍中选拔一些人来承担一定的政务，由此逐渐演变为正式的辅政机构。当这些辅政机构和官员的权力在皇帝眼中看来较重，有所碍眼、碍手之时，皇帝便又从更为亲宠、听话的心腹近侍中另选出一些人再来承担一定的政务，有意架空原有的辅政机构和官员，掣肘他们的权力，剥夺他们的实权，让他们仅仅保留虚衔或使之变为荣誉职称，然后再进行下一轮的循环往复。每一次循环往复的最终结果，都使得原有中枢机构的法定权力更加分散，皇帝手中的权力更加强。于是治国变成了治官，治官变成了集权，而集权则又导致了冗官冗费、十羊九牧，不少人抱定得过且过的五日京兆心理，只求先捞一票再说，于是腐败丛生，国亦难治。这种权力的丢手绢儿似的不断转移与分散，是封建国家权力运动的基本规律，也是变乱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