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樱】一九六八年的北京江湖

自由的风

一九六八年的北京江湖

作者：葛维樱

近四十年里，“小浑蛋”的故事一直以一种小道消息式在民间流传。出身贫寒的“小浑蛋”周长利是一九六八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被红卫兵乱刀扎死时，传说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现在，这个死于“文革”前期的十八岁少年和他的朋友、仇人们一起，以一个主流之外的群体形象，变成了影视剧里的精彩片断。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血色浪漫》，“小浑蛋”以及他代表的由群架、帮派、血统、义气构成的江湖不断被渲染。有关“小浑蛋”的死有诸多版本，可以获得证实的是，周长利一个人被二百多个红卫兵围截，他死后北京市的顽主每人军用挎包里装一把菜刀，“见到红卫兵，就办”。

无论是王朔还是谁来扮演，当小浑蛋唯一的一张照片出现，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去除夸张。从学生证上撕下来的照片已经残破不堪，周长利留一点中间的刘海，笑得完全是个学生样。妹妹周秀兰不知道该不该公布照片，“有人说哥哥行侠仗义，有人说地痞流氓，但起码这是真人真事”。周秀兰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周长利死了四十年，依然能从各种渠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她的理解是，“哥哥从小就人缘好，嘴甜，他从没为家里的事打架，都是帮朋友打完架，回来再被父亲一顿揍”。周长利的朋友告诉记者，周的水性很好，在颐和园还救过落水儿童，和一统北京江湖的老大形象很不一样。“电视剧里都把我哥哥描写成冷血动物了，胡说八道。”周长利的父亲传说中是蹬三轮的，其实是第三机床厂的锅炉工。家里六个孩子，周长利是大哥。“父亲特别严厉，家里也穷，哥哥带着两个小弟弟睡。到了一九六六年他上初中就停课了。那时工作都是等分配的。”

周秀兰一直以为，周长利就是红卫兵，但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主力大多由各机关大院的高干子弟组成。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血统论下，青少年很快就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八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今年七月这个楼已经拆除，楼前就是西海的北沿。如今，拆迁的地方被围成了工地，也挡住了二环路的喧嚣。西海的北沿被圈成了鱼塘，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钓鱼，安静得像公园。沿西海不远有装修精美、价格不菲的四合院。周长利的朋友边作军回忆，楼前不远应该有台阶延伸到水里，因为他曾经把周长利的尸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下去清洗。但现在台阶都已经不存在了，据钓鱼人讲，这里已经修了十几回，已经没有印象曾经有台阶了。周家弟弟在德胜门的烟摊也早在八十年代消失。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他吃过了。”但在社会上，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浑蛋”已经颇有口碑。北京的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佛爷”（小偷），并和红卫兵势不两立。周长利的弟弟周长生说，母亲还把哥哥买的食物踩在地上骂，“觉得来路不正”。尽管杀死周长利的王小点等老红卫兵至今还在强调，“小浑蛋”是小偷，他们是为民除害。但稍微一打听就有四十岁以上的老顽主说，“顽主是顽主，佛爷是佛爷，顽主怎么可能是佛爷？我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佛爷，哪看见两眼冒贼光的，我们就上去‘洗’了。佛爷都得管顽主叫爷爷，得供着”。

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追求一样，周长利只喜欢红卫兵的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已经树立了权威。“我们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红卫兵指挥。”老红卫兵王小点说。而顽主既没有渠道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红卫兵一争高低，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那些大院子弟的特征就是，打倒一个其他人全跑了。”周长利常常打了大院的红卫兵，抢了衣服，就拿出军官证和大家玩闹:“我爸爸是军官！哈哈哈哈！”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他的外号本来叫“周疤拉眼儿”，因为一次“拔份”，把另一帮顽主“大浑蛋”打倒了，得了外号。“领头人是不能动手的。”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能策划和组织人，有几次在公园里以少胜多的经历，名气就越叫越响。就是月坛一战把他捧出来了。那次我们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浑蛋带着十个兄弟，碰上了八十多个红卫兵，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一百八十块钱一辆，凭票买，那时就好比现在的宝马。红卫兵前面挂着钢丝锁，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我们的武装带过时了。我们的人抡着棒子就上去，他们一打就跑，小浑蛋说:‘抢车！’我们骑了十一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顽主们的装束和红卫兵一模一样，走在路上很难分辨，互相经常要“盘盘道”。在中山公园，来自部委大院的红卫兵问周长利:“你哪部的？”周上去就打：“什么部的，装你丫的。”顽主则问:“你哪儿的？”要是答在某地域活动就要报几个人名，报对了就可以放过。“凭什么红卫兵就能乱打人？看电影就要坐前排？”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北京叫四角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除此都是城外。”“南北城”的概念是泛指西单以南和西单以北。“贵宾楼对面的政协俱乐部是他们‘东纠’的指挥部。当时北京的江湖势力有东华门的小姚子、北京站的砖头会（就是用茶叶包包着砖头，打仗的时候用砖头做武器）、棒子队（报纸裹着擀面杖），东四的铁片儿、猎狗为首，达志桥的菜刀队。”小浑蛋并不是北京城最能呼风唤雨的老大。他所辖区域虽然仅限于新街口与德胜门之间的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但德胜门一带沿后海当时集中大片的平民百姓，而且又离政治中心中南海最近，交游广泛的小浑蛋是公认的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

一九六六年夏，几名玩主中有头脸的人物趁乱从新疆、宁夏、青海回流北京，齐聚西城平安里大影壁后面的一个小酒馆，检讨北京玩主被连锅端掉的经验教训，拟定了四条玩的规则。当时，一个人用包排叉的黄草纸把这四条道规纪录了下来：一、不欺负好学生；二、茬架不许追到家里去，不报复伤害家人；三、佛爷跳槽必须经过玩主。四、不抬人（全世界黑道共同的缄默原则），盗亦有道。这几条为后来周长利一统南北城奠定了共同的行为道德基础。记得当时还讨论了一个案例。新街口一个叫小狐狸的因为抬人，被几个道上人报复，找到他的家里去，给了几刀，几乎毙命。那么，抬人是否应受到无界限的报复？讨论的结果是，家门里面安全是更高原则，无论如何，不得逾越。周长利当时对这条原则还有一个他的解释。他说，你可以堵在他的家门外边，等着他出来。但是，如果他的家长出来轰你，你必须走开。

关于佛爷跳槽必须在玩主之间解决的规则，目的是保护生产力，防止出现一仆事二主的情况发生。否则，佛爷在压力下极易挺而走险，明知不可为而强为，风险加大。当时就有西外的一位神佛为逃避几位惹不起的哥哥的追索，自动往里面折的事情发生。好学生，就是不玩的人。不得侵害骚扰圈外人，是最高原则。

玩主和老红卫兵的第一战，西单闹市，一九六七年六月

一九六七年夏天，红卫兵运动陷入低潮。文革初期声名赫赫的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在连遭最高权力中心的愚弄、压制甚至镇压后，转入针对“极左路线”和“四人帮”的秘密政治斗争。从这年的一月份起，每天都有几千甚至上万的“黄军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向没头的群氓，发泄愤怒，传布消息，从黎明到黄昏，经日不散。而经过六六年流血八月的残酷打击的玩主们，休养生息，并开始复苏。这时，他们基本上以地域为界，以有名望的玩主为核心，自发组成后来的一个个“码头”，并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兼并和冲突。当时以德胜门为中心的北城地区码头密集，加之历史恩怨，冲突尤为剧烈。在这一狭窄的地区，就有德内、德外、后海、什刹海几个大的帮派。如果加上周边的新街口、西直门、太平湖、外馆和地安门等，可谓群雄并立。由于老红卫兵打流氓运动的余威尚在，玩主方面羽翼未丰、群龙无首，在那个夏天之前，双方基本相安无事，各玩各的。而周长利家住得胜门左近，他那时还没有聚集起自己的基干力量，甚至在在家门口也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那时还不被人称作“小混蛋”，而是另一个带有侮辱性字眼的外号。当年，边亚军、四横竖等人与周长利初识，每天都到远离德胜门的锦什仿街的一个朋友家聚齐，而他们跟着周长利学打架，则是从得胜门脚下，逐步扩展地盘、收编队伍开始的。周长利在全市玩主中树立威望，并一统江湖，则是从与老红卫兵的第一战开始的。那时，玩主们对老红卫兵又怕又恨，过去的那个“红八月”，人人都有一本血账。

第一战发生在这一年的六月，地点在西单闹市。

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一下，当时，无论老兵还是玩主，常常三五成群地去饭馆吃饭。老红卫兵认为最有面子的去处是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东风二楼等；玩主们大多去北京的老字号，如烤肉季、同和居、沙锅居等，基本上井水不涉河水，也没有什么事端发生。就在“西单商场血战”发生的前一天，周长利突然心血来潮，带了几个人去了新侨饭店吃早点。这次吃饭，有两个细节，四横竖印象极深。一是餐厅里已经坐了一桌老红卫兵，他们对这群痞子也涉足这个几乎是贵族领地的高尚场所先是惊愕继而愤怒，他们怒目相视，还高声叱骂了几句。四横竖当时拉着周长利要离开，周长利倔强地非要在这里吃饭不可。结果是几个人缩在一个角落，不敢看那些老兵一眼，甚至自己人之间也不说一句话，极不舒服吃了那顿早点。再有一个细节，周长利对面包上抹果酱的吃法显然不能适应，他向服务员要咸菜，服务员对“咸菜”非常夸张地表示不理解。边亚军就对人家解释，说酱豆腐也行。服务员指着外面说，吃酱豆腐？外面，街对面！那边老兵们一通哄笑，大声地骂出“土鳖”之类的词语。后来，那顿饭总算灰头土脸地吃完了。受了屈辱，周长利几乎一天不说话。回到锦什坊街王某家后，周问谁知道那拨人是哪个学校的。王某说，可能是三十五中的卫某（西城区著名的老兵领袖，西城红卫兵纠察队发起人之一）。事后分析，王某可能是误指，也有可能是有意借刀报复，他也是三十五中的，文革初期曾遭到老兵和西纠的迫＊害。周长利记住了卫某这个名字，但到底是不是卫某，他根本不想去核实，他要报复的是一个权贵阶层，以及那个阶层的全体！

第二天，就在西单商场，与三十五中卫某遭遇。四横竖在场，他一眼就认出，前一天在新桥饭店没有这个人。卫身材高大，相貌端正，显得成熟稳重，远不象新侨那帮人的傲慢轻狂。四横竖告诉了周长利，但周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发生血案的那个上午，周长利等五六个人去西单商场闲逛．而就在西单商场里面发生了另一件事，成为了事件的导火索．周戴了一副墨镜，当年，墨镜是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标识性装备，一般玩主绝不敢如此招摇，而周长利偏偏就戴了这么一副墨镜．在商场里，迎面碰上一大群老兵，为首的一个大个子拦住周长利，劈手就把他的墨镜给摘了下来．他看了周一眼，问一句：你他妈的，哪儿的？随后，他又把墨镜杵回周的脸上，一群人扬长而去．周长利一下子蒙住了，脸涨得通红，但他随即就反应了过来，说了一声：追王八蛋！带着几个人就追出了商场。

西单大街上到处都是穿黄军装的老兵。路边上有几个老兵骑着自行车，一脚蹬在马路牙子上，似乎正在等人，为首的一个人个子高大，正是卫某。追出商场后，锦什坊街王某当即指着这几个人高叫了一声：卫某！周长利二话不说，立即就向卫某扑了过去。卫还来不及反应，周抡起武装带，沉重的铜扣正直砸在卫某的额头上，卫顿时血流满面，连人带车扑倒在马路上。其他几个人也拔出腰里掖的刮刀向老兵群冲过去。西单大街一片混乱。

第二天上午，四横竖按约定又去锦什坊街王某家。发现王某家被砸得一片狼籍，而王某躺在地上，脑袋成了血葫芦，面目全非。周长利赶到后，先送王某去了医院，然后召集了十几个人再去西单大街报复老兵们。但西单大街格外清静，穿黄军装的老兵们几乎一夜之间就全不见了。事实上，就在这天起，老兵中就流传开一个消息：一个以小混蛋为首的流氓凶杀集团已经开始了对老红卫兵的凶残报复行动。他们是还乡团，他们与老红卫兵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最后说一说王某。他的父母是谁，做什么的，死了还是活着，我们都不知道。但他们家里有一架留声机和许多古典交响乐唱片。每次给我们放唱片时，他都非常庄重地穿上西装，打好领结。即使在那个炎热的一九六七年夏天，也是如此。我还记得，那次他边放唱片边给大家讲解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一屋子坐了十几个人，大家都一声不吭地认真地听。后来这些人，大多都成了名燥一时，臭名昭著的玩主和罪犯。此后，这个人去了什么地方，现在如何，再也没有消息了。

月坛公园突围战，一九六八年早春

西单血案发生后，双方曾经有过一次相当正式的谈判。四横竖代表玩主方面与卫某直接见了面。四对误打了卫某道了歉，而卫表示，老兵方面去锦什坊街报复王某一事，他并不知情，但他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这次会面，卫某通情达理、诚恳磊落，给四横竖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无论是卫还是他自己，其影响力已经无法控制事态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下去了。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屡遭打击、眼看着自己崇高等级的社会地位和特权正在被极左政权一步步褫夺的干部子弟集团；另一方面是从来就是社会底层、文革初又遭到血腥镇压，满怀悲愤和报复心理的平民子弟集团，如同两列开足马力的列车，轰隆隆地对撞而去。这个冲突，以及冲突的惨烈，是人力无法阻止的。而社会人群的真正融合，也许必须借助这种流血的形式。

从一九六七年夏天起，整个秋冬两季，血案频频发生，冲突由小到大，终于演化成两大集团的大规模正面对撞。在这个过程中，老兵方面已经完成了领袖换代，卫某等潇洒倜傥、才华横溢的老一代红卫兵领袖相继退隐，而自发产生的新一代老兵领袖则是那些更具攻击性、破坏性的亡命徒式人物。在玩主方面，周长利终于完成了对全市玩主队伍的整合，成为了北京黑道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公认的南北城统一的众望所归的领袖。那时，他已经动辄就可以召集上百人出动，与西郊各大院进行大兵团的对峙。这以后，周长利开始以“小混蛋”扬名。这个称呼，在北城平民阶层中，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并无恶意的随口语。“蛋”字后带儿音，指小孩子天真不懂事。

这期间，发生过数不胜数的流血冲突，不一一详述。但是，周长利与一位女红卫兵“老八”之间发生的“拍婆子”事件则是不能略过的。现在，事情过去整整四十年了，这两个人一个已经辞世多年，另一个也有了些年纪，希望这则帖子不至于打扰他们在两个世界的平静。旧事重提，是希望不要忘记历史和历史留下的教训。

因为“老八”，发生了月坛公园血战，时间是一九六八8年早春。

“拍婆子”这个用语是从西郊干部子弟聚集的大院中流传出来的，较之市井子弟的“带圈子”，算是先进文化了吧，很快就成了全市青少年共用语言。更有一位专攻红色根据地史的业余研究者告诉四横竖，这个用语最早出现在晋西北根据地，当年大批平津女学生投奔延安被截留于此，红军老战士们于是主动出击，变着法子结识，就有了这个带四川方言味儿的用语。姑妄听之吧。

一九六八年春天，在中山公园，周长利等人曾经有过一次索然无味的拍婆子。但这件事，却是后来一系列事件特别是周长利之死的开端。所以，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周等六七个人在中山公园闲逛，走到南园一块很幽静的地方时，遇到了两个老兵打扮的很漂亮的女生。这两个女生很明显有挑逗的意思，她们忽而快步趋前，然后站在前边搔首弄姿，又不走了；我们一干人往回走，她们又赶过来，再次挡在前边。如是竟有四五个回合。周长利让四横竖前去搭讪，四骇异之极，坚持不肯去。边亚军自恃相貌清朗，且自吹是有经历者，主动上前说话。我们远远地看着，那两个女生坐在甬道边的石阶上，把头埋在手臂上，不说话，甚至连抬起头看边亚军一眼都不肯。边站在她们面前，躬身，问话；人家不说话。过了一会儿，边尴尬地直起身，无趣地走开了。这个过程中，其中一个女生抬了一下头，向我们站的方向瞄了一眼。周长利对四横竖开玩笑：看你呢。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事后，有人说这两个女生分别叫“萝卜六”和“傻七”，是西郊某大院男孩子在按相貌给院里女生排序时，行六和行七的两位。此说确与不确，无从查考。但无论是周还是当时在场的其他人，以后再也不曾与这两个人有过来往、瓜葛。顺便说一下，在正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眼睛里，女孩子总是漂亮的，特别是干部子弟领风气之先，更加重了颜色，所以，她们是不是漂亮，仅为四横竖一家之言，不可尽信。

过后不久，周长利结识了他短暂一生中可能是唯一的女朋友。因为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大家就根据中山公园那段“艳遇”加以想像，把她称作“老八”。老八常穿一身黄军装，面色白净，眼睛很大。四横竖最初见到这个人时，就觉得她神情有些怪异。与她说话，她似乎完全听不懂，只是睁着那双大眼睛定定地看着你，似乎是在猜你说什么。

那是一个把人分为等级的时代，等级间的偏见、歧视和仇恨，时时刻刻都在制造着谎言。这个“老八”和周长利相识后，各种流言迅速在西郊各大院传布开来。原始版本是，小混蛋这个低贱血统的流氓，强＊奸了高干的女儿。后来还有了升级版和黄色版。被玷污的对象渐次演变成“开国元勋的独女”、“八一学校的才女”、“最早起来造反的某著名老红卫兵”等等。演绎出了诸多的细节，颐和园的山洞、电闪雷鸣的深夜、火烧隐秘部位的毛发，等等。如同白毛女成为阶级斗争的动员令一样，“老八”也成了激发阶层仇恨并最终形成杀戮的火种。很快，西郊各大院迅速集结起很多被仇恨和愤怒烧红了眼的暴力团伙，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人地冲进城里，呼啸过市；有时在深夜秘密集合，长途奔袭，扑击某一莫名其妙的地点。杀死那条低贱的狗，成为了第二代、第三代高干子弟红卫兵最激动人心的政治目标。斗不过那个极左政权，我们还杀不了一条狗吗？他们捍卫的，就是自己高贵的等级和血统不被玷污。

风声鹤唳，形势极其紧张。在那段日子里，周长利见到四横竖，总不忘叮嘱的一句话就是：在家呆着，别出去。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月坛公园突围、中山公园血战直至最后周长利被杀。

周长利死后不久，四横竖在公共电车上偶遇“老八”。她不说话，就是拉着四横竖的手，两只大眼睛里，眼泪扑扑地往下掉。后来才知道，她是东亚某国驻华外交官的女儿。来华仅一年，还不怎么会说汉语。

周长利和老八之间的交往，在四横竖看来，很简单也很枯燥。就那么坐着，或者在街上走，一前一后的。曾经有一次，周恳切地要求四把她带走。四无奈，真的把她带着转悠了半天，紧张，无话。至于她和周长利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无从猜测。我们知道的是，她是个外国人。难道所有的外国人，都是高干吗？都是高贵血统吗？不知道。

就在月坛公园突围之战发生前不久，周、四、边等人已经有过一次遇险，但由于被周长利轻轻巧巧地就避过了，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警觉。那天，周等人在西直门内大街一户临街人家的房子里“刷夜”。按规矩，凡是要在人家过夜，必须在午夜之后才能入住，既防止自己的行踪被人发现，又不愿给主人家找麻烦。那天在街上胡乱转悠到天快亮了，困得没辙了，周才带着我们几个去了那家人家。轻手轻脚地，进去就挤着睡了。几乎是刚刚闭上眼睛，就听见外面街上传来一阵嘈乱的人声，许多辆自行车飞奔而来，停车踢车支子的通通声清晰入耳。紧接着，就有人开始踹门。周等睡的这间房子临街，门上挂着门板，每踹一脚就轰轰作响，整个小屋都跟着乱颤。

周长利是第一个从床上跳下地的。他当时也有些慌，站在地上愣着。四横竖刚穿上鞋，门就被踹开了，几条汉子蜂拥而入。四抄起一把板凳就向进屋的人砸过去，被周拦住。周很厉害地呵斥：你砸人家干嘛呀？睡你的！然后，他问进来的人：你们找谁呀？深更半夜的！

来人说要找小混蛋。周长利煞有介事地点点头，把进来的人推开，自己走到门口，探身向外看了看，指着西边说：那边，胡同里。

街上还有许多人，乱了一阵，然后就狂风般卷进胡同里去了。周追着人家后面还喊了一嗓子：嘿，小心着点儿。那帮王八蛋，可都带着刀呢！

月坛突围战

西直门遇袭之后，周长利组织了几次反击。战术是以小分队堵截在西郊各大院进城必经的复兴门、阜成门路口，遇小股老兵进城出城，即以突然动作从路边冲出，扑上去就打，打了就走。渐渐地就不限于打人了，还抢衣服（军装，当时叫“扒皮”），羞辱女孩子等。后来不仅袭击分散的老兵，连大股老兵也常常遭到拦截。曾经一次，边亚军、四横竖两个人从阜成门外护城河西岸的小路向北走，迎面遭遇一百多个老兵（后来知道，他们为了躲避阜成门道口这个凶险之地，特意走了小路）。路很窄，且无岔路，发现对方时，双方都已经无可退避。姓边的这位爷掏出一把大号刮刀跑着迎上去，立逼着人家往回走。对方稍一迟疑，边抓住最前边一个大个子的衣领，举刮刀作势就要捅。顿时，在河边小径上挤成一团的老兵们不由自主地齐齐地发出一片哀告声。那声音里的无助、悲怆和愤怒，以及边爷的咄咄逼人、趾高气扬，至今仍无法从四横竖的记忆中抹去。

一时间，恐怖情绪迅速在各大院蔓延开来。各种凶杀、抢＊劫、强＊奸的传闻经过多道加工改造后，广为传播。大院子弟们人人自危，一个想象出来的凶残的、强大的流氓暴力集团不仅时时刻刻地威胁着他们的人身安全，而且威胁着他们的高贵和尊严。这个流氓集团，是共和国缔造者及其子弟们的死敌。而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小混蛋！

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周长利与一位家住百万庄的干部子弟领袖有过一次秘密会见。当时另一个在场的人是四横竖。这位干部子弟温文尔雅、热情诚恳，而且很有政治头脑和思想水平。一见面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国家政治形势，用毫不掩饰的语言对当政的极左政权不绝声地痛骂。他告诉周，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在整个会面过程中，周长利几乎一句话都插不上，只是不住地点头，感动得眼睛甚至都湿润了。当晚有个约定，由这位领袖出面，约西郊各大院的头面人物与小混蛋见面、谈和，从此双方罢兵，尽弃前嫌，以后大家都是朋友。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约三点钟左右，周长利一行十三个人来到月坛公园附近。这就是与那位领袖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但等来的不是和谈，而是一场血战。几乎来不及反应，几百名手持凶器的老兵就从前后两个方向围拢了过来。四横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迎面方向过来的老兵们黑压压地一大片，在狭窄的马路上挤压过来。为首的一个喊了一声：谁是小混蛋？打死他！接着，人们就玩命般的扑了上来。

多年后，四横竖在官场应酬中与那位“领袖”见过一面。他仍然是那么诚恳、健谈。他告诉四横竖，他察看过几次地形后才确定把约会地点定在那里。老兵们视小混蛋如虎，临敌畏战是难免的。而那个地点道路狭窄，即使有人想退缩，后面有人堵着，他也退不了。四横竖问他，谁在后面堵着呀？你们这些领袖？他告诉四横竖：女的。把大院里最漂亮的女生都拉来了。他问四横竖，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同仇敌忾！

前一个晚上，不是还说都是受害者吗？不是要做朋友吗？呜呼！

月坛公园突围，极其惨烈。当天跟着周长利到月坛去的一共是十三个人，骑着八、九辆自行车。在那时，自行车算是大宗财产，比人命更值钱，特别是有的车是从朋友处借的，弄丢了无法交待。所以，当大敌逼近时，应战队形却是非常松散的环状阵形：把自行车放在中间，十三个人环自行车站成一圈。

弄清楚对方是专来找小混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周长利掩护在后排，但回头一看，后面的马路上，大队的老兵黑压压地排成密不透风的阵形，也已经一步步地堵压过来了。前后两路人马迫近后，迅速向两翼伸开、合拢，把我们十三个人紧紧地包围在一个小圈子里。圈子正中，就是那几辆自行车。

能看得出，对方实在是太紧张了，包围圈合拢后他们没有立即下手，而是有过一阵短暂的停顿。双方对峙。这时，尽管双方在人数上非常悬殊，但敢于先动手的的一方，还是能在瞬间争取到主动。在这一点上，老兵方面暴露出了他们在实战历练和个人勇气方面的不足。事后，周长利多次说过，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一条不知死活、上去就开牙扑咬的狗。那时，他们还没有这么一条领头的狗。

先动手的是周长利。他手持一把刮刀，完全没有犹豫，照直就向眼前的人群扑了过去。猝不及防地，那把刮刀就砸在一个男孩子的面门上，顿时鲜血就喷溅出来。人群大乱，很多人在挤压推搡中摔倒，滚成一团。

四横竖刚开始时有些惊慌，大脑里一片空白。但观察到对方更紧张以后，立即就变得格外清醒和冷静。他做了一个判断，这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死死地跟着周长利，或者一起死；或者，从刀丛中突出去。场面实在太混乱了，四横竖跟在周长利身后，踩着倒在地上的人的身体，连挤带撞向人群外面突。在这个过程中，四横竖两次被地上的人体绊倒。第二次摔倒，可能是过于慌乱，再加上人人群的挤压、推撞，四横竖很长时间没能爬起来，是周长利拽着他的衣服把他从人堆里揪出来的。

突出重围，沿着马路向城里方向狂奔，真正的凶险这时才开始了。最初的混乱过去后，老兵们迅速组织起来，其中最凶悍猛勇的一群骑上自行车，玩命地向周长利等人追过来。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跟在周后面冲出来的就是四、边两个人。边爷跑在最后，被追上后，一把钢丝锁的铅头重重地抡在后脑上，人一个趔趄扑出去撞在马路牙子上，锁骨断裂，顿时昏死过去。接着就追上了四横竖。钢丝锁抡击发出的啸音就在耳边不断地回响，铅头一下又一下地几乎是擦着后脑勺落在身后。惶急中，四做了一个急停回身、举刀迎刺的动作，紧跟在身后的人猛拐车把躲避，连车带人摔了出去。这多少为四赢了一点时间，但来不及喘息，快跑到阜成门时，后面更多的人又追了上来。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一身深褐色柞蚕丝军装的高个子，粗壮而骁勇。四横竖从马路窜上便道，这家伙轻巧地一提车把，也跃上便道，抡起钢丝锁就向四的脑袋上砸。这时别说回击了，就是稍有停顿，立时就会被砸躺下。再说追兵太多，速度又极快，撞也能把你撞飞了。这时，周跑在最前面，离四大约有四五步远。危急中，四横竖下意识地喊了周长利一声。周猛地停步，让过四横竖，然后他抬起左臂护住头，右手顺势就是一刀，戳进柞蚕丝的臀部……

在护城河边，周、四站住了。追击的人也远远地站住了，没敢再追上来。

其他人的遭遇就不细说了。忘不了的是四横竖的另一个朋友，在那个危急、慌乱的时刻，他老哥坚持不肯丢弃那辆从亲戚家借来的旧自行车。向外强突时，他跟着跑了出来，后来鬼使神差地，他又返身跑了回去推那辆车子，被一扎抢刺中大腿。从地上爬起来，他还要推那辆车，又被扎了一枪。最终他满身是血地骑着车子回到城里。腿上和屁股上的创口并不深，但半年多以后，还是不能愈合。一年以后有人见过他，说他走路仍是一瘸一拐的。后来听到老兵们说，在那次行动之前，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刀子和扎枪头上，都涂抹了药粉。他们的父辈，当年在对付日寇时，也是这么干的。

详写了月坛遭伏击和突围的经过，不是为了重新品味残酷和血腥，而是想说另一个问题。这之后，又发生了中山公园遭遇战，老兵们付出了流血和羞辱双重的代价，小混蛋对老兵的作战达到了他最风光的顶峰。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在与月坛、中山公园几乎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周长利却在二里沟遭围击、杀害，这是为什么呢？

我还想起了另一个玩主的死亡。玩主中人物形形色色，有的磊落，有的猥琐。虽然都不乏勇气，但有的是仗势逞凶之勇，令人憎恶；有的却是在危机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令人不能不仰视。在所有认识的玩主中，在勇气方面，四横竖真正佩服的不多，这位哥们儿就是一个。考虑到他的遗孀和子女的感受，在这个贴子里给他起个化名，就叫他“海蓝”吧。因为在当时活跃在一线的玩主中，海蓝堪称第一美男子，极其白净的脸上一双细长的凤眼，肩宽腰细，顺顺溜溜的。他走路有毛病，左脚有些颠脚，因而右肩就稍微向前倾斜。那时夏天都穿长裤，时兴把裤腿挽上一截（就像今天的“七分裤”），为了掩饰左脚的毛病，海蓝总是一个裤腿长一个短。因了他的缘故，大家也就都觉得这样子好看。周长利生前，就一直是这副装扮。周死后，全北京大街小巷的男孩子，都是一个裤腿长，一个短的。

有三件事，让四横竖记忆犹新，感慨良多。

一九六八年五四青年节，周等十三个人结群去中山公园游园。就是在这一天，酿成了北京玩主历史上最血腥的“中山公园血案”。当时，闲逛到公园最北端的筒子河，十三个人就租了几条船下水。筒子河水面狭窄，三面都是高墙，只有南面可上岸，岸边上戳着一排铁栏杆。水面上当时没有别的船。刚下船，操桨不熟练，几条船乱撞，还没把船摆顺，就听见南边岸上有人高喊：嘿，晃什么晃，在那儿上来，都给我上来！

猛回头，只见南边岸上铁栅后面，密密麻麻地几百个老兵围堵了上来。水面上，有的船犹豫，原地打转；有的船缓缓向南岸靠近；四和姓边的那位爷一条船，边拼命向岸边划，急乱中一只桨掉在河里，两个人抢另一只桨急划，但仍稍慢了一步。海蓝操桨的那条船，第一个奋力向岸边冲了过去。周长利站在船头，船未及靠岸就蹿了上去。海蓝把两只船桨扔上岸，跟着也上去了。他和周一人一根木桨，周打头，向对方扑了过去。二话没有，上去就动了手。四、边等很快接续上去。对方被打懵了，除了几个头破血流地躺在了地上，其他几百人轰地一声星散，公园上空响起一片凄厉的令人心颤的喊叫声。有的发疯地猛跑，有的实在跑不动了，就往灌木丛里躲。此时，十三个人全部上岸，四处追打。

当时，周和四、边没有参与继续追打，而是在岸边察看那几个受伤老兵的伤势。按周的嘱咐，由边把其中伤势比较重的一个人送到医院去。这样，边就先离开了。但这时，真正的恶斗其实还没开始。

就在这时，海蓝跑了过来，急哧白脸地把四拉到一处高大的灌木丛下。就在这个灌木丛下，四看到了他这一生中永远无法淡忘的耻辱的一幕。

在高大的灌木丛下，一个矮胖的玩主（后来在玩主的殴斗中死亡，姑隐其名吧）正用刀子比划着逼迫躲在树丛中的一个老兵装束的女孩子脱衣服。女孩脸朝外，佝偻着腰，半蹲半坐在树棵子里，拼命向后退缩着。她的一身海军军服已经全脱了下来，套在了矮胖子身上，女孩身上只剩下窄条背心和三角内裤。矮胖子伸出刀尖，挑起女孩的背心……，一声尖叫，女孩一下子尿了出来……

海蓝冲上去推开矮胖子。矮胖子一脸横肉，骂了一句，举刀就要刺海蓝。四横竖也愤而拔出刀子，矮胖子转身就跑。海蓝追上去，把衣服抢了回来，扔给女孩。

这时，周长利找到四，说老兵们跑出公园前门后，汇集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老兵，现在已经有几千人了，正在反身扑了回来，得赶快冲出去。跟着周匆匆离开，已经走出了很远了，海蓝又拉住四，指着后面的灌木丛，说那个女孩还没出来。四无奈又跑回去，发现女孩的头发被绞在了树枝上，挣脱不开了。四心慌气急，揪住女孩的头发拼命猛往下扯，女孩负痛，尖利的惨叫声，刺人心魄，至今不绝于耳。女孩哭叫，四焦躁，踢了她一脚。

冲出中山公园重围，海蓝的勇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革期间，中山公园的东门被封闭，整个园子只有南面金水桥这一道出口。还没有走到南门，从敞开的大门洞里，远远地就能看到从金水桥到公园大门前的空地上，严严实实地堵满了黄军装，正拥挤着向门里滚压进来。周等人站住了。老兵们也看见了他们。这时，周说了他那句著名的话：反正我要从这儿出去！你们谁想出去，跟在后面！说完，周棱起眼睛，咬着牙，满脸凶相地迎着人群走了过去。

按照以往交手的经验，双方列阵对撞，在相距十几米时，对方的阵形就会发生动摇。但这一次不同，人数太悬殊了，而且，经过多次历练，他们已经不再是那个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更何况，他们身后就是狭窄的金水桥和不断涌上来的各路援军，已退无可退。双方逼近，对方阵形坚如磐石，竟一步不退。

双方相距只有一两米时，周长利突然指着最前面的一个戴着一顶新军帽的大个子，狠狠地说了一句：就这顶帽子，我要了！海蓝，给我抢过来！

海蓝应声扑了上去，跳起脚就去抢夺大个子头上的军帽。大个子有些慌乱，用手捂着帽子挤开人群往后躲。海蓝领头、周随后，一杆子人追随着大个子汇入人群中。也有人试图出手阻挡海蓝。海蓝凶巴巴地：没你事儿，今天，爷就要他的帽子！

本来人多势众，突然间，却一下子成了被抢帽子的“弱者”！老兵们一下子就全傻了眼，还没醒过味儿来，就眼睁睁地看着一杆子人挤挤撞撞地冲了出去。到了长安街上，当街拦住一辆大一路，匆匆上了车。车重新开动后，看见海蓝手里竟抓着两顶帽子，还有，就在车后，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水般的黄军装自行车队，正一路狂追而来。后来，玩主中有个说法儿，海蓝能“在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

海蓝后来去山西农村插队，四横竖与他再无联系，他的情况知道得也不多。但他后来做的一件事，其为人和勇气，又一次令四横竖深感震撼。海蓝在初中时曾经与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彼此倾慕。四横竖见过这个女同学，普通人，但白净、秀气，爱说话。十几年后，等海蓝历经坎坷重新定居北京后，那个女同学已经在农村为农人妇了，且已经生了两个孩子。海蓝设法打听到女同学的下落后，就找了去。其中的曲折，四横竖不尽了了，但海蓝最终是把自己初恋的爱人夺了回来。有老朋友对此不以为然，颇多议论。四横竖对他们说，少废话！这东西本来就是海蓝的，有人趁着天黑，给弄走了！现在不是天亮了吗？他再弄回来，怎么啦？碍着谁啦？说这话，四横竖其实也是心虚的，他当然碍着了别人，别管天黑天亮，那也是一个家庭呀。但是，四在任何时候，都会支持海蓝的，别的，管不了那么多了。

据说，婚礼很隆重，新房布置得也富丽堂皇的。但是，新婚的红喜字还没有褪色，海蓝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了。

听与他有过往的老一代玩主说，海蓝是生活压力太大、精力不集中才发生意外的。娶了新娘，还要负担新娘的两个孩子。咳。听到海蓝死讯儿的那一刻，四横竖突然有个联想，他觉得，那个当年的女同学与那个树棵子里的女孩，长得很象。但是，这个承受着生活重负而匆匆走了的海蓝，与当年那个面相俊秀、英气勃勃的海蓝，在四横竖的想象中，却无论如何也连接不起来。

以下是另一位前辈的描述，多方确认属实：

各位朋友，其实我并不是玩主，只不过是当年的老兵，我跟“小混蛋”并不认识，但是知道边亚军和“天伤，天祭”的作者王山（小说中的陈诚）是“混蛋”的左膀右臂，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了，“小混蛋”确实如吧主所言于一九六八年的六月二十四日战死，当时成为一件轰动京城的大事，相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都有所耳闻，“小混蛋”死的当天晚上，边亚军头上缠满纱布，渗出丝丝血迹，小脸刹白，身穿榨禅丝军装，斜挎着军用背包，里面装着一把七寸刮刀，还有一把菜刀来到我家，我们之间进行了彻夜的长谈，边亚军眼泪汪汪的向我描述了“小混蛋”的死因，据他说前一天他和“小混蛋”及他们几个弟兄由西单“沁园”饭庄吃完饭后出来，一边走一边拿着小孩玩具（一种装电池的冲锋枪，前边能够冒出火花）互相对射打闹着玩，毛点和小点哥俩骑车由北向南正好碰上了走在后面的“小混蛋”，两人下车和“小混蛋”说话，这时候“宝蛋”围了过去，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发生了冲突，毛点要拿钢丝车锁抽“宝蛋”，边亚军看见后赶紧拆下一个路边的土箱把（当时的垃圾箱是需要两个人抬的，两边个用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棒钉在上面做把手）冲过去打了毛点一棒，他们两人骑车跑了，边亚军和宝蛋追了一段没有追上，回来后，“小混蛋”说，要打就要往狠打，要不然就别打，人家明天非要来报仇不可，明天咱们避其锐气，击其骨髓，不跟他们打，咱们明天出去玩去。于是哥几个约好第二天（六月二十四日）去香山，谁也不许带家伙，只能拿着吉他，手风琴等物品，约好早八点在动物园对面回民餐厅聚齐。据说仇怨就是这么解下来的。

第二天（六月二十四日）早晨八点左右，“小混蛋”、边亚军等几个人来到了昨天约好的回民餐厅，因为时间还早人还没有到齐，当时只有七个人先到了，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昨天的约定让工读学校的Ⅹ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透露给了对方，酿成了“小混蛋”之死的惨剧，当时几个人吃完早点之后人还没有到齐，边亚军便出去看看为什么还没有来，刚走到餐厅门口就看到成群结队的老兵已经快到跟前了，再往远看，后面还有一拨一拨的老兵正在往这里赶来，看到边亚军之后嘴里大喊着“快来呀，他们都在这里呢。”边亚军赶快回到屋里对大家说“他们来了，已经上来了”当时因为大家身上谁都没有带家伙就只有“小混蛋”自己身上带了一把芬兰匕首，“小混蛋”就对大家说“该来的早晚要来，先撤出去再说”，当时边亚军因为前几天受伤还没好，头上缠着纱布，一边往外走一边跟“小混蛋”说“我头上的纱布太显眼了，一块儿怕谁都出不去，你们往后走，我往前走看看能不能冲过马路”“小混蛋”带着那六个人就往南冲，跑到一堵墙前面，“小混蛋”和“邱子”就往墙上托人，托过去四个人之后后面追赶的老兵就到了跟前了，“邱子”就让“小混蛋”快走，自己回过身来准备低档，怎奈人数太多了，把“邱子”倚到墙边动都不能动，结果身上被砍了九刀，好歹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小混蛋”冲出去后跑了一小段路迎面碰上了ⅩⅩ，按照边亚军的话说“小混蛋”那天就是该死了，因为当时ⅩⅩ领的一伙人碰到“小混蛋”迎面冲过来已经站住了，如果硬往前冲就有可能冲出去了，但是“小混蛋”居然问ⅩⅩ“今天的事情你能不能管？”ⅩⅩ当时回答说管不了，混蛋“说那我今天就交给你了”，说着就把手里的那把芬兰匕首递给到了ⅩⅩ的手里，ⅩⅩ接过匕首就给了“小混蛋”一下，刺中了肩膀，“小混蛋”刚刚用手一捂，后面追的人就赶到了，围住“小混蛋”用手里的家伙一通招呼，“小混蛋”当时就窝在那里不能动了，当时领头的ⅩⅩⅩ看到“小混蛋”确实不行了，就用自行车驮着准备往医院送，刚走了不远又碰到了ⅩⅩⅩ领着人赶到了，ⅩⅩⅩ看到“小混蛋”在自行车后面耷拉着脑袋移动也不动上来揪着“小混蛋”的头发骂了两句，用刮刀又刺了一刀，等到把“小混蛋”送到海军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再说边亚军自己一个人往相反的方向冲着人少的地方冲过去，当时边亚军身上也是没有家伙，随手捡了半块砖头在混乱中抢了一把钢丝锁冲过了马路跳上了一辆开往香山的公共汽车，正好当时有几个军人把后面追上来的人给阻止住了，边亚军这才得以逃脱。

当天下午“小混蛋”的父亲用平板三轮车（他父亲本身就是三轮车工人）把“小混蛋”的尸体给拉回家，晚上边亚军帮着他父亲在后海（“小混蛋”家门口）给“小混蛋”清洗的尸体，当时穿的衣服已经被砍的拿不成个了，给“小混蛋”穿上一身全新的藏蓝学生装，全新的蓝色回力球鞋，戴上绿军帽，腰里扎上了俄式武装带，边亚军又连夜通知了北京城里比较有名气的玩主准备第二天再东郊火葬场火化，做完这些之后边亚军精疲力尽的来到了我家，本来我想第二天和边亚军一同去东郊火葬场，但是边亚军执意拒绝了我，说“你还是别去为好，别再给你惹上什么麻烦”，趁着一大早还没有吃饭的时候他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我家。“小混蛋”的火葬和安葬事宜在小说“天伤”已经做过交代，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我阅览过“天伤，天祭”虽然有些小说的成分，但基本上符合实情。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仍然有朋友不断地问我同样一个问题：在那个生死关头，周为什么要把匕首交了出去？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我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愿意说。我不是为我的朋友们遮羞，而是为了我们生活着的这个社会。

上文提到的那位住百万庄的老兵领袖对此有个总结。他说，周生于低贱，而又不甘于低贱。那么，他能怎么办呢？拼杀吗？一把刀子一腔血，你一个市井流氓，能逞强一时，你撞得破这个社会吗？社会，天高地厚啊。暴力不是出路，那么，他想翻身摆脱低贱，只能走结交、巴结、附庸这一条路。

中山公园血战之后，四横竖与周就渐行渐远了。但四横竖知道，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忙于结交和应酬，他结交了太多的血统高贵者。那时，他很得意，他认为自己已经受到了尊重，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他认为这些结交给他带来了高尚等级的朋友。可以把刀子交给朋友，但他交给的，是朋友吗？

那位“领袖”说，其实还有第三条路，就是忍耐，相信社会一定会进步。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是已经没有了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的界限了吗？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吗？对此，四横竖无话可说。社会发生了巨变，旧的等级界限的确消失了。但是，新的不平等和等级会不会重新被制造出来呢？

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在文革中渡过的，那是一场企图消灭社会不平等、给人民以民主的革命。但其荒唐的结果，却证明了发动者的善良愿望不仅无智，甚至是荒谬的。但无论如何，争取平等、正义，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初的历史。尽管这段历史并不光彩。

一直以来，不断有人要求我把下面这些问题讲清楚：到底什么是“玩主”？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一场“玩主运动”？为什么这场运动会发生在北京，而且仅仅发生在北京？那位在一九六六年盛夏，在那间潮湿闷热的、半地下的平安里小酒馆里亲笔记下那份《北京流失生守则》，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历史上北京第一份黑道成文法的先生在去世前，同意把那张记录着玩主四项守则的“黄草纸”交给四横竖保存，他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把这段事儿，给小辈儿们说说，说清楚”。

把“这段事儿”说清楚，不仅仅是这位先生一个人的嘱托，我想，也是许许多多过来人，包括那些死于非命、来不及嘱托的人的心愿。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这应该是我的责任。一九九二年我动笔写作“天字系列小说”的时候，动机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给活着的、死去的人一个交待。但在那套书里，因为掺入了太多的情感因素和主观批判意识，并没能把事儿说清楚。特别是小说里有太多的抱怨，抱怨那个时代，抱怨历史，抱怨命运，这就不仅没能把事儿说清楚，反而搅了浑水儿，使人看不到希望。如果“小辈儿”们从中看不到希望，那么我说它干什么呀？传达黑暗、残暴和血腥吗？我想，这绝非老一代“玩主”所愿。老一代玩主，他们是怀揣着“英雄”的情结去投入搏杀的，英雄，不就是要妄图改变历史的惯性轨迹、不屈服于命运、以一己之力还社会以公正吗？这里面，在残酷血腥中，还应该包含着希望。

借“北京玩主吧”拉拉杂杂地写了几条贴子，想要回馈读者，并把想说清楚的事情说一说。但过于琐碎，有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来不及涉及。比如，北京社会的“流氓”以及流氓的性格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因为“流氓”与我们后来所称之为“玩主”或者“玩主”的并不是同一群人。周长利有一些流氓习性，但他在骨子里仍然是个正常世界的普通人，在天性和修炼上，他还不是一个流氓，否则，他就不会死！我在二ＯＯ三年出版的小说《地魂》中，想给“流氓无赖”一个定义，但始终找不准，无奈之下我只能写下了这样的话：无赖，就是天才。实际上，周长利活着的时候，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你要是能玩得过流氓，你就了得了。

我曾经饶有兴趣地看着周长利是怎么和流氓“玩”的。他够狠，可以不计后果地下黑手直接要对手的命，但他没有长性，没有那份穷追不舍的耐力，更没有流氓的思维和逻辑。所以，他不是天才。

人的一生中，总会碰上几个真正的流氓的，特别是在中国。把他们“玩”了，在战胜流氓的过程中战胜自己，你就“了得了”。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想，也是把历史说清楚的一个重要部分。

关于流氓,讲几个例子。

四横竖上山下乡期间，在生产队赶马车，常年在山西、内蒙间拉脚。在内蒙丰镇地界的一家车马大店里，结识了一位方圆百里内最有名的流氓。他姓傅，自称与傅作义将军同宗，曾经是傅部（晋绥屯垦兵团）的一个兵痞，操一口纯正的北京音。老傅双眼瞎，一天到晚瞪着两只血窟窿眼窝，半卧半坐在车马大店的那盘可睡上百人的五丈大炕上，别管哪挂车下店，做了什么吃食，先得给他闹上一碗，别管他吃还是不吃，反正这个礼数你不能不尽到了。据说，他那双瞎眼，是和另一个地痞争地盘，你一只眼睛我一只眼睛，自己把眼珠子抠下来的。老傅以店为家，自此，这个车马店太平安生，从不丢东西。一个大院子，每天停宿几十辆大车，别管车上拉的什么，不用遮盖，一根草都丢不了。这都是听说，说说我亲眼看见的一件事儿。一次我住店，第二天早晨，有一挂车上的全套绳具被人割走了，人们乱哄哄地瞎猜，说是半夜里走的一挂凉城（内蒙一个县）车上人干的。凉城离丰镇有上百里。那天上午，我看着老傅拄着根棍子往凉城方向去了。后来很长时间没再见到他，大约过了小半年，他又回到了车马大店里，还穿了一身新衣裳。他瞎目乎眼地找到了那个车把式家，就住在人家里，又吃又喝，还在人家炕上拉屎。半夜，隔着一炕的孩子和车把式，从人身上爬过去睡人家老婆。睡了一次，还不干，反而更得了理，说人家看不起他，没跟他亲嘴儿。又来了二次，逼着人家亲嘴，亲他那双血窟窿眼睛……。后来车把式借钱赔了全套新绳具，他才走。临走，说隔上一阵子，憋得慌了，还来呀。车马店的店掌柜给四横竖送了两条“白兰”烟，求四横竖劝劝老傅，这事儿就算啦。那天，四横竖和老傅盘腿对坐，就问了他一个问题：那套绳具，到底是不是凉城那位车把式偷的？老傅说，那我管不着！我说是他，就是他！

后来我常常想，这个老傅，到底算不算一个流氓呢？我觉得他还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和思维，都符合正常的逻辑。他要保一方平安，把自己舍出去了。他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别人舍不得自己。另外，他也比常人对社会人情有更精准的把握。你偷了我的东西，我就睡你老婆，怎么啦？你还敢满大街叫唤去不成？老子算准了，这两样，哪样你都张不开嘴！公安局？笑话！他吃饱了撑的，把我抓进去管饭？再说，他们凭什么抓我呀？就因为我睡了你老婆？谁看见了？要不，两边都脱了裤子，当众做个见证？你愿意不愿意？我无所谓！（这都是老傅对四横竖讲的语言。真是言传身教呀，可惜四横竖天资不够，这套功夫，始终没能学会）。

一九八二年，四横竖在河南见过另外一位。那时，农村刚实行承包制度，河南某县农民承包鱼塘，从鱼苗开始，村里人就偷鱼，甚至是公然抢，大白天的下一网，恨不得把塘里的鱼全网走。告到公安，公安来人又吃又喝，还要鱼，但除了在村里喊几嗓子，也没办法。几个承包户无奈之下，就花钱请了个“护塘的”。四横竖见了这个人，劳改回来的，约三十岁，又矮又瘦。一天又丢了鱼，护塘的扛着根火药枪来了，对着鱼塘左近的人家就往窗户里放枪。后来他把一个大姑娘从家里拖到当街上，把姑娘的裤子扒了，用鼻子凑到人家私处，“闻着就有鱼腥味儿”。然后，他满街吆喝，让村人们都出来闻一闻，说是找到了证据。村里人围了好多，看热闹。其实，那个姑娘家就是偷鱼的，从塘里网了鱼，沥沥拉拉地直接提回家，水印子，渔网和鱼，都明明白白地在那儿呢。他还用找什么证据呀？他要的，就是那种不讲理所造成的“威慑力”。

自此以后，鱼塘太平。请四横竖去做调研的河南省有关方面的人后来就此事提出了一个大得没边、非常不靠谱的问题：改革开放，少数人先富起来，那么，究竟应该使用什么力量才能有效地保护私人财富呢？政府、法律、村民组织、亲戚朋友，掰着指头数一数，哪一个真正使得上，靠得住？对此，四横竖无语，因为说冠冕堂皇的话，相信这个相信那个，没意思。

这个护塘的和老傅一样，仍然是在正常逻辑下的行为，还不能算作流氓。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流氓呢？

四横竖的《地魂》是写流氓的，但也是写“空”的。这本书于二ＯＯ三年出版的，印数只有区区两万册，很快就脱销了，此后出版社不肯再版，所以许多朋友至今也没能看到。把流氓和佛学精义搞在一起，又是大不敬啊。之所以坚持要写这么一本书，与作者的经历有关。一九六七年秋天，四横竖就读的军队干部子弟集中住宿制学校（海淀，八一学校）被江青扣上了“修正主义温床”的帽子，遭强行解散。四横竖被迫转学到西城区一所普通中学。从“深宫”走进平民社会，四横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新奇而又充满诱惑、富有挑战性的新世界。使用“深宫”这个词，是因为受血统论影响，那时的干部子弟群体有着极强的政治使命感和接班人意识，而一旦进入平民社会，就再无这种思想的羁绊了。四横竖那时从内心里充满着欣喜，不仅他新结识的所有人物，都更活泼，更个性，而且，“玩”的规矩也是全新的。约束破除，天性解放，四横竖迅速融入新生活，且如鱼得水，横行无忌。天天带领着一群劣少，惹是生非，称霸一方。

那时，青少年中盛行养鸽子，谁的鸽群强大，谁就“拔份儿”。四横竖运用自小学到的军事知识，经过秘密侦察、线路踩点儿、制定作战计划和调动分配兵力，一夜之间，把后海沿岸几家最知名的养鸽大户抄掠一空。那一次，抢了一百多尾好鸽子。其中最优秀的是一尾老“点子”，据说曾有人用一大车高粱米外加一辆七成新“凤头儿”自行车交换，主人都没舍得出手。鸽子弄回来，圈在一所小学的操场上，左近轰动，参观者众，蔚为壮观呀。但是还没风光够，周长利带着一帮人就恶狠狠地找了来。四横竖手下的乌合之众登时就四下里跑得没了影子，就把一圈鸽子和四横竖留在了操场上，被周长利等人围了起来。

记得当时周长利非常惊愕，恨恨地问：你他妈的抢了人家的鸽子，还不知道藏起来？四横竖也很惊愕：人家的鸽子？谁的？我抢来了就是我的！

周长利动手抢鸽子，四横竖力单势孤、无法招架，就抓住那只值一大车高粱米的“老点子”，一把把脑袋拧下来，扔给周长利。周当时心疼得又吸凉气又跺脚，一连声地叫祖宗。一个什么都不懂，百无禁忌的小流氓就这么和周长利这个玩主认识了。后来周长利多次对四横竖说过：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什么都不懂的。

《地魂》前半部写了一个关于“流氓”的故事。玩主司衡树与流氓孙大头斗法，孙大头把司衡树逼到了这么一个进不得退不得的境地：要么，你给我转身走人，我欺良霸善，你看不见管不着！要么，你一刀把我宰了！ 一刀把他宰了！王法昭彰，谁敢？你不敢？那么好，你就别充大尾巴鹰，在这儿维护社会正义！最终，作者四横竖也没有为司衡树找到解决办法，只能让别人把孙大头“宰了”。

生活中的周长利碰到过孙大头这样的流氓，他比小说中的那个司衡树更无能。

四横竖与周长利关系最紧密的一段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冬春的几个月里，几乎天天泡在一起，不是你找我，就是我找你。周声名日盛，早已经不直接带“佛爷”了，日常花销由较低级别的玩主们不定期的“成数儿”地提供。四横竖远没有周长利那么大的“份儿”，除了每天分手时周给一些零用外，钱的主要来源还是“洗佛爷”。在天将晚未晚的时候，站在新街口电影院广场外面的马路边上，走路的坐车的佛爷们都能看见。身上有钱的，或是有事相求的，就会自动凑过来，或亲热或谦恭或偷偷摸摸地往你口袋里塞上一把，是多是少并不点验，他们自己掂量着办。有几次，周长利为四横竖“戳杆子”（撑腰当后台的意思），也陪着站过几回街。这种时候，收成就远远好过平日。顺便说一句，那时在玩主中，最被鄙夷的行为是“码银子”，就是弄了钱不给手下人花，自己藏在家里房梁上。钱攒得差不多了，然后就宣布金盆洗手“不玩了”。（这种不玩，往往说了也白说，几个玩主联手，不把你成码的银子敲干净了不算完。那时，你再洗手，就没有人搭理你啦）。

一天， 周陪四站街，恶作剧地提出要和四打个赌：两个人并排靠墙站着，有佛爷过来，都闭上眼睛，不许睁开，也不许说话。天黑以后再数数谁口袋里的钱多，然后小吃大，钱多的把钱全部上贡给钱少的。那天四横竖挺紧张，搞了不少小动作，佛爷走到身前，听动静是想要把钱塞给周时，就眯缝着眼睛，射出严厉的目光威吓。有几次，钱都碰到周的口袋了又缩了回去，转投四爷啦。佛爷一走，四横竖就放肆地狂笑不止。周气愤地踢了四好几脚。

就在这一天，新街口的佛爷小白子（化名）找了来，讲了他们家发生的事。当时，小白子走到周和四面前，一人给杵兜里几张钱票，但迟迟不走，就在那儿站着。周和四按约定不许睁眼，直发急。就在这时，小白子抽抽达达地哭了起来。

小白子有个姐姐在南京读大学，闹文化革命回家来了，被胡同里一个从宁夏十三师回来的叫“皮猴子”的强暴了。小白姐姐在家里洗衣服，大白天的，皮猴子进院去就把晾着的衣服摘了，抱着就往自己家跑。小白姐姐追了去，按在屋里就被强暴了。事实倒在其次，这个过程的简单、粗暴、肆无忌弹，让人无法容忍！周长利当时就拉着四横竖去找那个皮猴子。在胡同口憋了一天，逮着了这小子。皮猴子又瘦又黑，一副坏相。当时，周和四都没动手，在旁边看着，是别人打的。打得很惨，参与殴打的一个人后来说，就像一架鸟笼子，整个被踩跨查了。

皮猴子伤好后，基本上就残废了，背佝偻得很厉害，走几步路就喘。但就这个残废的猴子，开始不依不饶、没完没了地追杀周长利。周曾经几次遇险。四横竖后来又几次恶打过皮猴子，但始终没能把他的仇恨和注意力从周身上引开。皮猴子一把刀一瓶浓硫酸整日揣在身上，得空儿就下手。一天傍晚，周、四等十几人从北海后门上无轨电车，谁也没有注意到皮猴子也在车上。皮猴子迅速下车，佝偻着腰小跑着绕到车的另一边，掏出硫酸瓶子就向半开着的车窗户里面甩。当时，周长利就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他缩缩脖子躲过了，车里却是一片惨叫声。周长利后来说，隔着窗玻璃，他看见皮猴子那双眼睛是血红的。车开走了，皮猴子连咳嗽带喘地一直在后面追了好远。

对付这种“流氓”，你能怎么办？除非你彻底把他灭了，杀了他。杀人，你有这个决心和勇气吗？玩主毕竟不是黑社会，他们在胡闹，但他们还残存着对社会的希望，保留着对自己前途的憧憬。皮猴子抓住的，就是这一点。不是黑社会，那么，玩主就什么都不是，连条光棍都算不上。

周长利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几乎每天都是在“逃避”中度过的。逃避政府的追捕，逃避老兵的复仇，也躲避皮猴子这等流氓以命相搏的纠缠。在二里沟遭围杀，本来他和人约定要在动物园转车去香山躲一天的。结果被人出卖，在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地点，等来的却不是朋友。

为周长利，曾经有过一个送别仪式。

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即有一线玩主在全市几处地点发动报复性行动，西单和鼓楼相继发生了流血事件。而第二天下午，约两百多名老兵骑自行车浩浩荡荡地进入玩主集中的西城城区，誓言彻底诛杀“残匪”。队伍自西单北上，过平安里后，分路进入新街口南大街西侧的几条胡同（这在以前是绝不敢想象的），示＊威般穿行而过，出赵登禹路后才又汇合。一时人心惶惶。

为防止发生事端，周的家长打算把周秘密火化。第三天下午，一边安排亲戚连夜把尸体拉送去偏远的东郊火葬场，同时，委托四横竖和另一人代表其家长去派出所注销户口，领火化证。在派出所，见死亡原因一栏写了“流氓斗殴”四个字，四横竖看着不顺眼，与办事的警察先是争执，继而拍桌子对骂。一老警察出面调解，老警察揪着四横竖的脖领子，凶巴巴地说，不这样写，小子，你说怎么写？因病死亡？他得什么病啦？你小子傻呀？流氓斗殴，这就把杀他的那些人也给定了性！都是些王子王孙的，换个别的地方，谁敢说他们也是流氓？在咱们地盘上，我就敢！死一个，捎带上一大群，谁都落不下干净，值不值呀？四横竖无语。

火化当日上午，经过甄别挑选的二十几个一线玩主和亲近朋友在西单路口集合，分乘七、八辆机动三轮车（北京出租车的始祖型，全包厢，司机都是由排子车工人改练的），排成一串赶往东郊。家长见这些人来了，就悄悄地撤了，把周留给了他的朋友们。

周穿了一身新的蓝制服，因流血过多，人显得萎缩、枯瘦，那身衣服也大，皱皱巴巴的。后来有人在他腰间系了一根簇新的校官武装皮带，又给戴上一顶黄军帽，人才多少有了些往日的影子。

等着火化的当口儿，玩主本性，有人在各个停尸间瞎溜达看热闹，发现了一个少女。据说，少女是与家人怄气自缢的。少女穿一身花团锦簇的棉袄棉裤，脸上涂了厚厚的胭脂，有股子喜兴气。几个家伙嘀咕了一阵后，确定由那位边爷去和少女的家属谈。他是怎么谈的，不知道，但不一会儿就传出来说是谈成了。好几个人立刻兴冲冲地跑过去，簇拥着把美少女推了出来，和周并排摆放在大厅里。这时，送别遗式才开始，大家轮流地和周告别，向周鞠躬，也向少女鞠躬。

站在周的面前，看着他那扭曲的样子，看着他身边那位少女，四横竖当时有个极其强烈的印象：其实，这个人就是个普通人，甚至，还有几分俗气。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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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

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在文革中渡过的，那是一场企图消灭社会不平等、给人民以民主的革命。但其荒唐的结果，却证明了发动者的善良愿望不仅无智，甚至是荒谬的。但无论如何，争取平等、正义，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初的历史。尽管这段历史并不光彩。
自由的风 发表于 2010-8-19 05:00

记得一次和果仁lee说到文革和当前。他坚称现在黑暗当道，文革时人民是主人，更平等，他对文革表现出一种理想化的好感，佩服毛打烂统治阶层的坛坛罐罐。他的想法不是个例，是很多人的想法。我则是痛恨文革，告诉他那是一派胡言，我经过的文革的尾巴，亲身经历说明那时完全不是平等的，有各种完全不能打破的等级和围墙，普通人没有安全保障可言，更谈不上是主人，看似平等表面下是比今天还赤裸裸的特权。后来我也没多想我们的分歧，因为人总是有各种分歧。直到看了上面这篇我才意识到他和我的结论不同，但我们，和文革中那些顽主和老兵一样，也共同拥有同样的对特权愤恨，并以此作为我们评价时代的标准，我们彻底对立但都有同样底纹。
有多少人认为文革时人们的行为不可理喻？后来人不理解就意味着他们会再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