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宝和“半夜鸡叫”的历史本来面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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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宝和“半夜鸡叫”的历史本来面目【转】
　　作者：顾玉如 　
    　早年在大连的新闻单位供职，对《高玉宝》和他的“半夜鸡叫”故事知道的比常人多一些。最近看了网上关于批驳“半夜鸡叫”的文章，不禁会心一笑。这里讲一下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 　　
       高玉宝是大连原复县（现瓦房店市）阎店乡人，早年入伍当兵。在部队开始练习写作，但因为文化水平比较低，只是做军报的通讯员，发表过一些小豆腐块的小消息，短讯之类的稿件。 　　
       当时部队里经常搞忆苦思甜，每个人都要轮流讲的，有一次轮到他讲，他的口才好，又比一般战士有文化，讲起来绘声绘色，当时讲的也就是旧社会吃不饱饭，后来逃荒进城学手艺的事。没有什么“半夜鸡叫”的故事。正好赶上军区宣传部的一干事在连队里蹲点，就把高玉宝讲的这些事添油加醋一番，写了一篇稿子，发到军区报纸。因高玉宝也是通讯员，也着了他的名子。 　　
      稿子见报后，不知怎么地就被军区宣传部的头头看中了，让那个宣传干事再找高玉宝，按当时的政治形势定调，深刻挖掘一下，看看能不能整理出更有份量的东西。那个干事就找到高玉宝，又捣鼓了几个月，写了一篇长一些的忆苦思甜文章。这回报上去后，上边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但还不够份量，就安排当时正在部队体验生活的中国作协正牌作家荒草到大连，帮助一块整理。 　　
      荒草在大连一住就是几个月，按着上边的精神，同高玉宝一起聊，先后三次成稿，都被打回来重写，把个荒草搞的快要崩溃了。后来终于通过了。但不能着荒草的名子，而要着高玉宝的名子，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的威力。 　　
       就这样，高玉宝一个字也没有写，就一夜之间成了部队作家。他也从一名普通战士，不断升职，后来做了大连军分区俱乐部主任。相当于团职干部。 　　
       记得文革后期，我所在的新闻单位经常请一些所谓的“工农兵”代表给记者们讲传统，其中就请过高玉宝来给我们做了一场报告。讲他如何写《高玉宝》的经历。当时就有人提条子现场问了几个问题，请高玉宝解答。我记得几个问题是这样的： 　　
            一是书中写的周扒皮是否确有其人? 　　
            二是如果真有其人，周扒皮是否真的那么坏？ 　　
            三是为什么作者在写了《高玉宝》之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再没有任何作品问世。 　　
        当时高玉宝的答覆是： 　　《高玉宝》出版的时候，写明了是小说，而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作品中的周扒皮是按他家乡的一位X姓地主来刻画的。有他家乡那个地主的原形，但很多事是经过加工，创作出来的。至于那一些是创作出来的，他没有讲。另外，他也很坦白地讲：“其实我的荣誉都是党和部队给我的。《高玉宝》这篇小说，讲起来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因为需要，只着了我个人的名子，在这一点上，我要非常感谢作家荒草同志。” 　　
        后来，我担任农村部记者，有机会到高玉宝所在的家乡采访，当时高玉宝所写的那个周扒皮原型的地主已经死去多年了。但他的后代在农村境遇非常凄惨，整天被人叫做“地主崽子”。 　　当时陪同我一起采访的乡干事部还帮我找到了村里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以满足我了解《高玉宝》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愿望。结果当时交谈的结果大出我的预料，《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根本就是杜撰的，“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连影都没有的事。 　　
       一位姓阎的老人对我说：“半夜鸡叫”？我这一辈都没离开过阎店，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从古到今，谁听说过农民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人有长猫眼睛的吗？那不是去祸害庄稼去了吗？”一位老大娘则说：“高家那小子，真是造孽，本来X姓人家（周扒皮原型）在村里还呆得住，他那个书一出，X姓人家算是出了名，每次搞运动，上面都安排人斗他一回。人硬是窝囊死的。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给人打，给人骂。” 　　
        我当时了解到这些真象，心里很难过。真的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后来做新闻记者时间长了，整天也必须应合形势说些假话，对这些事也就麻木了。 现在旧事重提，深感那年代的荒唐。把我知道的一些事披露出来，也让人们了解过去，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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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周扒皮是个厚道人土改时被打死(图)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0-06-28/1559270248.shtml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农民周春富的腰间常年捆着破布条，“从不闲着”，他一辈子最大的努力就是勤俭，勤俭，然后买地。1947年，在土改的暴风骤雨中，这个富户家长被划为“地主”，并且死于批斗中。而以周春富为原型塑造的“周扒皮”，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

　　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这年6月，共产党打回来，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则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

　　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东北光复不久，八路军接收了伪满政权，1945年10月，复县民主政府成立，黄店屯村也随之 “解放了”。可没想到，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又打进来。又过了半年，辽东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反攻胜利，黄店屯又迎来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后，黄店屯最激烈的变化，就是土改工作组进村了。工作队来的时候，是12月，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工作队的人当年大都是兵，还有干部，有从沈阳来的，有从胶东来的。”

　　也就是在这个月，随着土改的进行，周家的户主周春富，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打死了。

　　家业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具体哪年哪月从山东迁来的，周家后人也不明晓，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推测，大概是在清初。

　　和东北其它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召民垦荒，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才增至5278名。当时，八旗官兵 “跑马圈地”，戍边官兵“按丁授田”，包括周春富的先辈在内的移民们，则自己动手垦荒。周家的先祖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户人就这样繁衍生息下来。

　　后来的移民，能选择的好地越来越少，有人干脆租地。天灾人祸、家道中落等变化，也会导致土地的流通和集中。即便如此，这里的人地关系远没有中原地区紧张。民国三年(1914年)，政府丈量登记，明确土地所有权， 3年后统计，复县共有耕地面积1517570亩，农户46610户，其中87%是自种户、自种兼租种户，仅有少量农民完全靠租地为生。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粪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掴着筐拣狗粪。”2006年，王义帧在接受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

　　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太姥爷，孟令骞多年来寻访了几十个与周家有交往的人，据他介绍，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太姥爷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40天(约合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阶级

　　在土改队到黄店屯来之前，周春富对“土改”这个词儿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运动，“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东北党政军万余干部下乡，在各地党委领导下组织了许多小型工作队，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高潮。

　　“土改”很快成为东北农村的流行语。不过，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没太大关系。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没土地出租，也没人当汉奸，算不得改革对象。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含饴弄孙。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局发出《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早在1933年，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对农村的阶级关系进行了分类。那些“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而对富农的描述则是，“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这一分析成为农村社会关系分析的主要依据，但是按此判断，周春富似乎划为富农更合适，因为他雇佣了长工，但并无土地出租。
学者黄宗智则把这类人，称之为“经营式农场主”——他们雇佣了3到8个，耕种100到200亩土地。在黄抽取的33个村庄的样本中，有17个村庄里有这样的农户。

　　对于这些“经营式农场主”，最初在1942年，中共内部曾提出应当视作为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的，应当和富农归为一类。因为党内很多人看来，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要先进。

　　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些理论上的划分只是参考，村内的政治氛围和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决定了一切。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同样在黄店屯，拥有40多亩地，10口人的阎振明家，被划为中农。阎振明回忆，黄店屯以及附近三个屯，有300多户，被划为地主富农的有六七户，贫农和雇农不到20户，其他都是中农。

　　批斗

　　革命作家周立波，在194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故事内容即是1946年到1947年的东北农村土改，可以看作是黄店屯土改的一个背景说明。

　　在小说中，“土改工作队”的萧队长率队进驻元茂屯。他们调查研究，组织队伍，发动群众，在《白毛女》的歌声中，通过“诉苦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调动他们参加土地改革的积极性。于是，村民们逐渐意识到，村里的富户不仅有钱，不仅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东家，不仅是乡亲，而且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 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楞，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得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甚至一直持续到文革。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再教育。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 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 “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样带有传统乡村温情的话语是不可能得到表达的。“我经常听父辈们回忆，唉，人家周家有那么坏吗？但那个时候谁敢说他好？”1947年，赵桂春出生于黄店屯附近的黄堡屯。61年后，她坐在大连图书馆，看书，反思以前的事儿：“在暴力面前没有人道，在血面前谁不恐惧？”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 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土改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包括《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内的不少史志都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 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不仅仅如此，还发展成了“打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的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打荡”，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

　　在重新划分阶级，彻底平分土地的大风潮下，不仅仅是地主，就连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面对土改逐渐“暴力化”，“左倾”的现象，毛泽东表示了隐忧。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谈到，“农村户口中，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他还提到，对杀人问题，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只要不积极破坏战争，破坏土改的人，都可不杀，要从群众的利益着想，把这些人当作劳动力保存下来。

　　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又一次强调：“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从那以后，“暴力土改”日渐降温，局势慢慢缓和下来。

　　但周春富显然没有等到那一天，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个给高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典型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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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高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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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党史文苑》杂志供新华网特稿，未经许可不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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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孟令骞 ——《半夜鸡不叫》：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周扒皮

2009年刚开始，一本书诞生了，这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半夜鸡不叫》，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刚一露面便在网上掀起了广泛的争议。这不奇怪，如果你知道这本书的内容，也会和许多网友一样激动，因为它的内容和那个作为奴役劳动人民的地主代表而出现在课本里的周扒皮有关，作者孟令骞，正是周扒皮的曾外孙。

要说《半夜鸡不叫》还得从《半夜鸡叫》说起。60年前，一个叫周春富的农民，在土改的暴风骤雨中，消失在辽南农村一个小屯子里。后来，那里走出了一位文盲作家，写出一部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周春富被原名原姓写进书中，绰号“周扒皮”，他为役使长工多干活而半夜学鸡叫的故事，曾让几代中国人家喻户晓，而周扒皮，一个被特殊年代征用的词语，至今仍顽固地与现实社会发生着联系。

面对着这份延续了几十年的记忆，面对着网络上如潮的争议，记者（简称记）对作者孟令骞（简称孟）进行了一次专访。

写书是对家族的负责

记：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孟：我是一位70后，以前做过几年记者，后来在大连的广电中心做报社的管理工作。人应该反思，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我观照，个人如此，社会亦如此。我就是想知道事情是怎样的，这样做既是对家族负责，也是对绵延60年历史的一段往事做个解剖。

鸡在半夜里叫不叫是个问题

记：很多读者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半夜鸡叫”这回事？

孟： “半夜，那只鸡叫和没叫”的确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当然要在书里回答这个问题，也必须回答这个问题。鸡在半夜里不会叫，这是所有在中国农村居住过的人都能回答出来的问题。但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本叫《高玉宝》的书，里面专门有一章就叫《半夜鸡叫》。里面讲的故事在中国起码有两代人耳熟能详。这本书发行大概有500万册，并选进了中国的小学课本，被编进了动画片。在后来特殊的年代里，成为阶级教育的典型。它因为取自真人真事真地点，因此“半夜鸡叫”至少让两代中国孩子深信不疑。

记：这么说，你这本书首先想告诉大家的仅仅是个常识？

孟：我在书中既要回答半夜鸡不会叫这个常识问题，又要讲清楚“半夜鸡叫”的荒唐是如何形成的。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开足火力宣传一个文盲出身的人，他用画字的形式写书，写出了旧社会的黑暗。这个神奇的人就是高玉宝。很多人对这个文盲作家写的《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倒背如流。同时对书中介绍的那个高玉宝家乡的地主周扒皮恨之入骨。

周扒皮的名字周春富，他其实被原名原姓写进书里，周扒皮在书中是地主周春富的绰号。典型坏事之一是不让高玉宝读书。典型坏事之二是半夜学鸡叫让长工上山干活。

周扒皮在财富榜上排在2000名之外

记：我在你的书里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周扒皮的周家大院，那个破旧的院子就是周扒皮自己住的？

孟：说起来心酸，这个照片就是我太姥爷周春富当年的房子。当时的瓦房店地区，原来叫复县。境内有耕地200万亩。全县9万户，地主占2000户、富农7000 户。当年的头三号地主都是有几千亩以上土地和其他财产。周春富还只属于富农行列，拥有土地不到200亩。现在你可以算出周扒皮当时在财富榜的位置了，最起码排在2000名之外。

当时复县土改时曾三次划成分。周春富第一次被划富农，第二次被划双富农，第二次被打死，最后一次纠偏重划富农。混进四大恶霸地主之中，只因《高玉宝》这本书。所以说周扒皮是中国最有名又最名不符实的地主。

《半夜鸡叫》作者竟然不是高玉宝

记：《半夜鸡叫》这个故事出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一书，根据你书里说，这本书真正的作者竟然不是高玉宝？

孟：《高玉宝》这本书的作者可以说是假的。因为它的真实作者另有其人，真正的作者叫郭永江，笔名叫荒草。证据之一是，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高玉宝》后记里写到郭永江曾帮高玉宝改稿；证据二是郭永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去世时曾提交了一份声明给当地文献学会，说他就是《高玉宝》的真正作者。

不关心翻案只关心真相

记：有人认为你是给周扒皮翻案，也有人认为你是在作秀。

孟：写书时肯定没想到什么作秀之类的东西。不过先前在互联网上，就几次看过一些关于“半夜鸡叫真相”之类话题的讨论，在“左派”、“右派”相互口诛笔伐之间，我听到了一种最理性的声音：公道自在人心，时代给予人以话语权。我不关心谁在翻案，也不关心为谁翻案，我只关心真相。

将真相还原，我借此或可澄清一段家族往事，洗涮曾经的苦涩，慰藉亲人的灵魂，也可借此化解某些人的情感冲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可能会为今天一些中国人的视野做些擦洗，透过历史的迷雾去思考百年风云中，各种人物和事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网上被网友恶骂

记：有一种声音，说是周扒皮是一个文学形象，意思周扒皮只是一个地主代表，说你没有必要对号入座，甚至有人说是你非要靠上周扒皮，想借着名人出名？

孟：你问得很客气了。网上有更激烈的骂我的话。骂我在吃棺材本儿。说到周扒皮自然要说到《高玉宝》这部书。这部书在1950年代初期，先是发表了《我要读书》、《半夜鸡叫》等章节后，才于1955年结集成书的，取名集作者、书名、主人公于一身的《高玉宝》。当时就是要批判旧黑暗歌颂新光明，突出人民军队大熔炉的伟大力量。这一切又是发生在一个文盲战士身上，其教育意义和典型性不言自明。

周扒皮的《半夜鸡叫》和刘文彩的水牢、收租院的真实性从没有让人怀疑过。在刻画中国四大罪恶地主的作品中，也只有这两者完全取自阶级对立方的真名真姓。而另外两个作品中的罪恶地主，《白毛女》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的南霸天的原型却在后来的阶级冲突和对立中虽被典型化却少有人对号入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一个人叫黄世仁，也找不到一个人叫南霸天。只有刘文彩的水牢、收租院，和周扒皮的半夜学鸡叫是完全安在真人头上的。

儿时打听周扒皮被母扇耳光

记：你是何时知道自己和周春富有关系的？后来家人都有什么影响？

孟：我第一次知道周扒皮是在小学《半夜鸡叫》的课文里。母亲嫁出去20里外也未能幸免。在家做闺女下地干活勤快的她总得不到满工分。嫁到父亲家时刚一下驴车迎亲人群就一声嘀咕：这就是周扒皮的孙女。母亲立刻红了眼角。村里放露天电影演的是木偶戏周扒皮，生产队里专门用大喇叭通知父亲和母亲去看。那场电影好像所有人不是来看电影而是来看她和父亲，而母亲她一直在看板凳。那压抑让人喘不过气。后来母亲落下病来总是无端的心悸、心跳快。

当然我并不知道这些。小时的我基本上快乐无忧。许是父亲是老师的原因，上学前我就会很多字了。邻家几个大孩子上学了，我经常去借书看。他们家小木匣里的小人书我几乎都看遍了，就去看大孩子的语文课本。有一天突然他们要我看一篇课文，那字几乎都认识，就猛读起来。看着看着我嘿嘿笑起来，那大孩子也嘿嘿笑起来。后来跟屯里孩子吵架，对方见吵不过就骂周扒皮周扒皮，弄得我莫名其妙。跑回家问谁是周扒皮，被母亲一巴掌封了嘴，她边哭边喊咱家不是周扒皮！不是周扒皮！这是小时候的耻辱。上小学五年时老师也特意让我第一个朗读《半夜鸡叫》。

母亲不希望儿子调查

记：父母都应该安在吧？父亲怎样看待母亲，他们对你写书支持吗？

孟：母亲作为黑五类子女从小胆小怕事，她在2006年因心脏病去世了，这是我的大痛。父亲还康健，是位教师。他们从小指腹为亲，在漫长而短暂的人生中相濡以沫。母亲在世其实不希望我调查那些过去的事情。原因很多，一是历次运动后遗症；二是感觉到儿子力量单薄，担心儿子为此付出某种代价；三是不愿意触及痛苦的记忆。现在书出版了，也是对母亲的一个告慰。不过，母亲2006年去世后，父亲酒喝得渐渐多了，他希望我秉笔直书。

准备了5年写了一年

记：你构思了多久，何时有写书的冲动？又用多久完成了稿件？在出版问题上花了多长时间？

孟：不能说是构思这个内容，而是基于了解事实真相出发，从2003年开始我就有写这个的念头，为此准备了5年时间。只是具体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大背景下还原，这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从杂乱到理性，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越来越多的线索集合时，我渐渐感到了真相的清晰，具体事件2007年年底动笔，大概写了近一年时间。稿子写完后我决定不在网上发，而是采取出版的方式，当然这有面对白纸黑字的勇气。而且我要选的就是大出版社，以正视听。

尊重高玉宝心情很复杂

记：在你的书里，好像很少谈到你个人对高玉宝的真正印象和评价，你对高玉宝的印象到底怎么样？

孟：从年龄上讲，我很尊重他。历史有很多偶然。当年高玉宝和周扒皮都在复县很近的两个屯子居住，现在我和高的居住地也很近。我对高的心情很复杂，希望你能理解。在传统意义的中国，一个晚辈对长辈指手画脚是大不恭。我真不愿意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本文作者：《云南日报》报业集团《春城晚报》数字报记者：高大正　链接：http://ccwb.yunnan.cn/html/2009-02/13/content_19741.htm


思闻
2009-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