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前言）

自由的风

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前言）
作者：听风雨声 发表日期：2004-08-04 02: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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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屈辱的时刻开始的。中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砸开，中国人终于发现，自己并不是想象中的天朝上国，或许以前的中国确实是一个超级强国，但是那些白皮肤蓝眼睛的西方人凭借一些奇技淫术已经追赶并超越了我们，而且更让国人郁闷的是，那些奇技淫术原本中国还远远领先于西方。原来，中国人视那些洋人为“番鬼”，“蛮夷”而现在，凭借手中的洋枪洋炮，这些蛮夷们堂而皇之在中国走动，行商，甚至能面见皇帝，甚至还把圆明园烧了。现在的中国已经不能再用高高在上的眼光看待世界了，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时代，不再是中原和北疆的争战，不再是游牧和农耕民族的争战，而是一个新的时代——工业时代。

中国并非没有能人志士，即便被西方打败，中国还是有站起来的机会，西方列强虽然强大，但是毕竟地处欧洲，离中国太远了些，而且欧洲强国众多，相互牵制，他们的重心永远是欧洲第一，不太可能以全力远征中国，即便是横跨两大洲的俄国，还是以欧陆事务为主，只要中国能保证中等强国的地位，以中国的实力，在东亚称雄并不是难事，尤其是60年代的洋务运动，同治确实中兴了一下。真正给予中国致命打击的还是日本的崛起。

东亚毕竟还是要东亚和太平洋沿岸的这些国家来角逐，如中，日，俄，美，欧洲列强因殖民地的关系也参与了，但是欧洲内战爆发之后，再无暇东顾，而上述四国成为东亚争雄的主体，尤其以中日两国，交战最为激烈。

回顾那段历史，应该从哪里说起呢，我想，就从那个被后世称为洋务运动，同治中兴的时候说起吧。

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第一章：短暂的中兴 上）
作者：听风雨声 发表日期：2004-08-06 16:01:48

　
短暂的中兴（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上

19世纪的40年代到60年代，对清朝政府来说，不是一个好年景，道光时代，那个爱打补丁的皇帝想禁烟，但是被英国的坚船利炮一吓，就吓得签订了南京条约，然后各国都开着船来要求“互惠互利”，实在是让好面子的道光憋气，但是除了把这口气叹叹，他也做不了什么，等到了他儿子咸丰，那就更倒霉了，那太平天国自金田起兵，才多少人马，居然越打越强，打下江南半壁江山，而且差点连江北这半壁也保不住了，而西方列强也不闲着，一不高兴就跑过来攻下北京城，烧了圆明园，把咸丰赶到热河去了，上面那个常打交道的俄国也没安好心，连吓带骗，硬是讹去了100多万的领土，这咸丰也病死了，留给自己年幼的儿子一个乱摊子。

也许真是同治带来的运气，咸丰死后的那场宫廷政变居然如此顺利，紫禁城换了主人却出什么乱子，最多是说书先生还有历史学家多了一段话题而已。南方那曾国藩屡败屡战，居然还真让他手下的湘军灭了太平天国，而后起之秀李鸿章也不甘人后，平定捻军。

这喜事还没完，太平天国好象一个催化剂，虽然消失了，但是他引出的那些汉族大臣们实在是了得，“中体西用”兴洋务，大量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被引进，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 1865年李鸿章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局，１８７２年，李鸿章主持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１８７５，试办机器采煤厂，１８９０年，张之洞兴建汉阳铁厂，洋枪洋炮能自己制造了，坚船也有了，虽然马尾一战南洋水师覆灭，但是北洋水师很快复兴，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前茅的海军。

此外，教授西方科学文化的学堂也建立了，先是北京，再是上海，天津，广州，不但有科学的，还有军事的，留学生也派出去了，不论是幼童留学，还是成人留学，他们都带回了许多。

不单如此，1875左宗棠出兵新疆，平定有英国俄国支持的阿古柏，1884年，中法宣战，1885年3月，镇南关大捷，此次战役是中国军队首次击败西方列强，影响深远，甚至连日本人也为之雀跃，因为这打破了白种人比黄种人优越的神话。此次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正眼看待中国，开始视中国为复兴的中等强国，这之后中日之战，各国看好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时间，清朝好象恢复了青春，同治中兴了，可惜，这次中兴是短暂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兴结束了，洋务运动结束了，中国再一次堕入深渊，比前一次还要可怕的深渊，这次下去，就要等半个世纪。


中日甲午一战结束了同治中兴，摧毁了刚刚从鸦片战争圆明园废墟下站起来的中国，这之后，中国日益衰落，而日本日益强大，近百年东亚，此战为日后格局之基石。然而，这次战争为什么会失败呢。

中国经洋务运动，国力大增，国家财政收入远高于日本，而以武器装备对比看，两者相差无几，军队上说，日本军人虽然经武士道精神，强悍至极，而且经过西方军事训练，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打过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国内战争也要追溯到西南战争时期了，就在70年代，日军数千人攻打台湾，与清军交战，战况就极其不利。而以淮军为主力的清军60年代与太平天国与捻军作战，70年代与有英俄的阿古柏作战，80年代更是与西方列强之一的法国作战，可称身经百战，要说当时的日军优于法军，只怕很难相信。至于海军方面，北洋水师称亚洲第一，虽然日本海军追上甚快，但是毕竟实力在北洋水师之下。要在之前说日本大胜，只怕谁也不信。

但是日本确实胜了，而且还获利甚多，在总结此战时，大家都喜欢总结一个经验，即是中国的封建制度不如日本新兴的君主立宪制度，日后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喜欢用此例来说明立宪或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制度优越就能打胜仗，只是说说的理由，是很难说服人的。

史上如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蒙清，莫不是奴隶制度起家，但是就战胜了封建制度的宋明。而封建制国家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再如俄罗斯农奴制度落后，但是他对英法列强丝毫不处下风，拿破仑的资本主义帝国便是败在农奴制度的俄罗斯之下。意大利乃资本主义列强之一，而埃塞俄比亚乃封建制国度，两者制度国力天差地别，意大利却未占得任何便宜。要说制度先进与否能决定战争的胜利，那只怕是个笑话。所以日本那资本主义立宪比这洋务运动优胜就能打胜仗，也是说说而已。

要说官吏腐败，慈僖修园子占用军费，这倒是个理由，但是这也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中国官吏腐败非一时一日，这占用军费也不是现在就开始了，何况海军军费被占用可以解释水师之败，那陆军之败呢。为什么之前还尚能胜，此次却败呢？

我这里不想否定制度和打击腐败的重要性，制度确实很重要，没有好的制度，国力就会衰落，但是制度并不能保证打胜仗，现代的民主制度重心是向内，对内鼓励生产，遏制腐败，增加国力，这确实是治本之法，不过此法并不能保证国家不受侵略，也不能保证国家受到侵略便能战胜之，国力强盛，收入增多并不能保证你在战争中就能赢得上风。倒可能使你成为他人眼中的肥肉。

战争胜利之道要讲究三个因素，第一是国力，第二是战争中军队的表现，这两个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却是第三个，便是如何将国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这便是组织系统的问题，而中国战败，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之上。

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第一章：短暂的中兴 中）
作者：听风雨声 发表日期：2004-08-07 03:52:26

　
短暂的中兴（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中
两国之间的战争对抗，首看国力，谁的国力强，谁就能在战争中占得先机，尤其是长期战争，首重国力。二战时期德国军队不可谓不强，与苏联交战初期战果辉煌，但是国力不及，终告失败。日本珍珠港偷袭及之后对东南亚的侵袭占得先机，但是国力不及，还是以惨败收场。虽然说有时军队将领的指挥可以改变战争局势，但是最终在战争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国力，国力强，那即便局部战役失败仍可挽回局势，国力弱，即便百战百胜，万一一败，那可能就是亡国之险。

但是国力强，也要能发挥出来，不然两国交战，一国全力以赴，另一国却内耗不止，那还如何能胜。中日甲午一战，日本全国上下协心，运举国之力，为求一胜，清朝政府却内耗不断，派系分离，真正能动员并且发挥使用的国力只怕不到一半。梁启超曰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此言确是不虚。这中日战争说是两国交战，但是说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淮军对日本军的战争，更为贴切。

中国这一战为何不能全力对战，原因很多，要找源头，只怕还要追溯到清朝建立初年。

清兵入关，灭李自成，南明，而继承中原政权。但是，满族人数太少，面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如何统治是个大问题。这一般来说有两种办法。第一便是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两家合为一家，不分彼此，这中国看是否正统汉族政权并不看你的血统，而是看你是不是承认自己是汉人，是否维护汉族衣冠与儒教，唐朝李家血统复杂，但是他说自己是汉人，着汉族衣冠，尊重儒教，那便是汉族了，而那五代后唐后晋皇帝，本是沙驼族人，但是他改易汉统，那也不必当作外人。所以这假如清朝汉化，若干年之后，也就是上下一家了。只是这步实行艰难，打下天下的胜利者却要学习失败者的习俗礼仪衣冠，谁能容忍，这些人是打天下的，以后维护天下只怕也要靠他们，毕竟都是亲戚，信得过，这也是人之常情，那北魏孝文帝汉化也是进入中原多年，有了一批支持者才能施行。清朝刚得政权，要来个彻底汉化，只怕这江山还没打下，就自己人先打起来了，何况多尔衮下了那“剃发令”，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令一下，也不能回头了。（剃发令这招很是拙劣，以强迫的方式要汉族满化，但是这招却是激化了民族矛盾，本来和平收复的江南各路纷纷造反，图惹烦恼，其实完全可以使用更缓和的手段，而后来的情况却是，除了辫子，满族都汉化了，而满汉之分依旧。）

那只能走第二条路，依靠自家兄弟，对汉族分化利用，打压之。此招确实可用，汉族人虽多，但是只要控制了那些有组织能力，便是有能力造反的，利诱之，分化之，力量分散了，便无法构成威胁。说起来这招也并非是清朝首创，各朝各代，甚至外国也善用此招，乃是中央控制地方最佳方式。清朝用这招也是娴熟之极，而且其他各朝要皇帝亲历亲为，维护一姓天下，清朝却是一族协心，尤其满族比蒙元团结，以一族之力，比那一姓之力，自然要强的太多。但是问题也就是出在这里，一族协力自然是不差，问题这断了汉族晋升的路便不好了。清朝虽然不象元朝那样分人四等，但是这满族还是高人一等，这汉族大臣再努力，也不及满族大臣受重用，受信任，这汉族大臣自然窝火，在明朝再怎么，我也可以做首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亲王见我也要让得三分，而现在这皇帝比我高就算了，那些满族大臣本就不如我，却因血统之分高我一等，这自然令汉族不满了，何况对满族全族的优待（这是一个大失误，即便是优待，也不应该全族，有些过了），一来使得其他各族不满，二来使满族自身缺乏竞争力。

如此做，自然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不满，那句话说的好，“反清复明只是一个口号。”反清复明只是口号，和当年的反元复宋一样，即便清朝灭亡，这上台的也不会是明朝。这只是汉族为了夺回失去的利益打的幌子而已。就比如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虽然带有宗教色彩，但是假如没有民族矛盾，要搞出那么大的声势，只怕不易，响应太平天国的那些势力，又有几人明白这什么土制基督教。再到了百日维新，那些维新派也不忘记对辫子下手，而胜利了的辛亥革命，那民主革命的外衣藏着民族革命的种子，君不见孙中山自称“洪秀全第二”这革命胜利还去拜祭明太祖，可惜这点改变又谈何容易，百日维新只有百日便消失了，几年后清政府危在旦夕仍不知改变，搞出一“皇族内阁”，使国人对之灰心。不是他们看不到，放不下手中的权力而已。


当然，在前期，清朝统治者对内控制有方，生活好了，自然想不到造反，而且康乾两朝对外极其得利，正所谓外王内圣，这清朝对外武功昌盛，有两大好处，一来对外得利甚多，可用之内部，改善生活，这生活好了，自然想不到造反，二来武功昌盛，使人起敬畏之心，不敢冒险，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持续下去的，一旦受到外部势力的打击，请政府的权威受到打击和怀疑，那自然很容易发生内部的挑战。太平天国的诱因之一便是鸦片战争使得清政府威信扫地。而之后的辛亥革命的诱因便是甲午之败。

太平天国的失败，恰恰在于他没有善于利用民族矛盾，用一个外来宗教，而不是本土的儒学作为号召，得不到尊儒的士大夫支持，这中国并没有宗教革命的传统，想朱元璋起家的红巾军根基是白莲教，但是这之后还不是翻脸不认教。想要是太平天国淡化宗教色彩，高举尊儒兴汉的口号，那曾国藩说的维护明教这样的口号，也难得到支持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就在于他浓厚的宗教色彩。

太平天国之乱，影响深远，太平天国和之后的捻军，击溃了清朝乃以为根基的八旗绿营还有蒙古骑兵，清朝只能倚重于新兴起的那些汉族大臣们。而他们也没有让清朝失望，洋务运动使国力上升，平定新疆，对战法国，使得清朝中兴，但是问题已经埋下。

湘淮两军，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实乃不世之奇功，但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纵横多年，清政府毫无办法，唯有一再加权于曾国藩，财务军政自立，到后来，江南可说是湘淮之天下了，也难怪平定天京后即有大将劝说曾国藩自立了。虽然曾国藩未行此事，但是江南已经具有独立之萌芽，清朝也想收回权力，但是放出去容易，收回来难，何况捻军大盛，依为支柱的僧格林沁战死，只好依靠淮军平定，这湘军虽散，淮军又起，而且还离不开他们，只好任由之。洋务派中汉族大臣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在洋务运动中他们在地方建设甚为卖力，这建设同时，不免有地方自保的倾向，（中国经济向来有自给自足的倾向，对国外如此，国家内部也如此，地方经济一体，不需要外地协作，这样的地方经济假如有了军队，再换个旗号便是一国，所以中国向来是守土有余，一旦入侵乡土，就拼死一战，如湘军之建便为防太平军入湘，但是假如和自己的乡土无关，即便同是国土，那也高高挂起，这是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尚未形成，只有地方意识乡土意识，也是因为地方经济自足自保之故。）

日后甲午一战，北洋危急时，请调南洋水师，张之洞却以东南为财税之重地，需要保卫为由，不肯北上。当时日本刚由改原来的地方藩制为中央集权制，可以以全国之力投入战争，而中国虽然宣战，但是参与战争的实际上只有李鸿章所部，其他如东南却只是自保，以一部战一国，导致战败，其根源就在于此，之后地方割据更加，八国联军侵华，北方作战甚烈，李鸿章，张之洞搞“东南互保”，其理由便与张之洞在甲午的理由一样。不说其对错如何，清朝一盘散沙，地方割据已是现实，所以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割据，早已在清朝埋下根。只有到了抗日战争，因长期的抗日宣传，外加西安事变后的统一战线，才再一次以举国之力对抗日本，虽然此时两国国力对比已经无法与当年的两国国力对比。但是确实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发挥全国力量。

具体到甲午之战，不单是地方割据。洋务派中多是汉族大臣，清政府不得不用之，但是又忌之，只好用分而化之的老办法，权力分担，不让一人独掌大权，即便李鸿章，也只能对北洋一部控制之，其他各部别说调，就算请也未必能请到。

外加帝党后党明争暗斗，力量又更分化了，等到甲午开战，光绪欲开战而不知战，李鸿章知战而不欲战，兵士欲战而长官畏战。故有甲午之败。

其实甲午并不是完全没有胜机，日本战事虽利，但是毕竟国力不强，不能持久，再下去日本国内也要拖入泥沼。日本受国土限制，只能进行快战而不能长期作战，这点就连日后国力远超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如此，何况甲午时期，日本国力尚不如中国，外加各国并不想加任何一方获利，已有英，俄，美多国表示可以调停，假如中国坚持下去，或许拖垮的反而是日本，即便最后战败，战后的赔款也不至于象马关条约那般苛刻。

只是坚持下去，又谈何容易，一要全国协心，然上层满族忌惮汉族，不敢用之，下层汉族还未开民智，要等到甲午战败，民怨沸腾，才引起中国的民族意识，二要全国合力，全国一盘棋，可以当时局势，断难作到。三要政府内部协心，假如政府内部协心，决心一战，其事或者还可一为，然帝后两党勾心斗角，清流洋务互不对眼，这又可奈何。

只有等下一次中日战争，这几个条件才能满足，可是，那时两国国力已经逆转，中国就要多留无数人的血才能坚持下来。


甲午之败，败在以一部战一国，一指战一拳。

但是即便如此，并非甲午之败不可避免，这就要归咎于政府的应对了，当时情况看，清政府的应对比日本政府差之甚多，而关键的原因，是清政府还不明白当时的游戏规则，或者说不善用游戏规则。

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第一章：短暂的中兴 下）
作者：听风雨声 发表日期：2004-08-10 16:24:03

　
中日两国其实在19世纪中期都处于相同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不过两国间到是有交往，鸦片战争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压迫开国，之后开始洋务运动，而日本在1853年佩里黑船到来也被迫开国，之后就是推翻幕府，进行我们熟悉的明治维新了。

明治维新对日本来说，是近代一个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史上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明治之前，日本其实处于一个封建割据状态下，地方的各藩（也就是类似我国春秋的诸侯，地方政权。）权力极大，随时可以挑战作为中央的幕府将军，作为中央的幕府只是名义上掌握着全国的权力，实际上对地方的权力是有限的，这样的状态使得他们只能专心内政，尤其是丰臣侵朝失败，德川上台。德川幕府的建立其实对各国来说都是好事，至少在这二百年，中日一直保持着和平状态，日本这样分散的地方割据，是很有利于周边各国的安全的。尤其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各藩的分立是最有利的，而明治政府的建立，实行废藩置县的中央集权制度，绝对不是一个利好消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扶植幕府甚至后来的虾夷共和国，使其内部处于分裂状态。

当然，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洋务运动，国力正在恢复中，无暇顾及那东边的岛国，实际上就算国力恢复了，中国也没对日本做什么，而是在1870年签订《中日修好条约》，条约中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这条约说的确实很好，“永久安全”，事实上，清朝确实希望和日本永久安全，甚至想和日本联合，一起对付虎视眈眈的俄国。如写成《筹边九论》一书的姚文栋，便有此想法。

但是，这想法是好，联合自己的小兄弟日本，对付恶虎俄国，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小兄弟也是一匹狼，他确实要对付俄国，但是先要对付的是中国，只有消化了中国，才有日后的胜利。而目前的中国却象一匹马，前有虎，后有狼，对付哪个，真是一个大问题。

又是姚文栋，他原来要求联日抗俄，这是原来没到日本前，他本着日本是仅次于中国的东亚国家，又在同一儒家文明之下才作出那样的判断，等1882年他出任驻扎东京使署随员，亲眼看得日本后，改变了看法，一方面坚持联日抗俄，一方面要求遏制日本扩张了。但是一个有独立思维又中央集权的日本会答应这样的事吗？帮中国打退俄国，自己一点好处也没。除非日本本身就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否则难以作到。

姚文栋在那时代可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但是其想法还是有其框框，又是那其他人便可想而知了，毕竟大清这幅员辽阔，又是礼仪之邦，何必对日本这样的小国斤斤计较呢，敌不犯我，我不犯人嘛。之后清政府对日本的一再退让，也是这种思想作怪。

这样的思想在当时已经不符合时代了，19世纪的世界，是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你不打他，他就来打你，那是一个强者生存，用枪炮做主的时代，那个时代没有明确的规则，原来的东亚朝贡规则已经打碎，新的规则还要等二战爆发才能建立，这个时代的规则只能是强者通吃，那是血淋淋的拼杀，中国士大夫的想法已经落伍了，他们最多也就是想到要提防而已，而不会想到防范于未然。相比之下，日本维新思想家吉田松荫的话虽然赤裸裸，但是实在的多：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鲜；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甚至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思想不合于时代，这做事就难免慢人一拍，日本在1874年对台湾的入侵，1875年对朝鲜的入侵，清政府的反应实在软弱过分了些，虽然此时正面对沙俄的挑衅，不能两线作战，但是在战事占优国际舆论占优的情况下，却答应赔偿50万白银，确实匪夷所思。

日本入侵的借口是台湾土著杀害琉球船员，这台湾是我领土，这琉球是我属国，两地纠纷和日本何干。总理衙门之言：“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不过多了一句“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被抓住小辫子，说是台湾是化外之地，就来入侵，之后的赔款也是以抚恤之名出的。

当时的政府不知何种考虑如此做，战事占优，为了不扩大战事，不要日本付军费就好了，却反付出赔款，当真是银子多了没处花？这战争向来没道理可言，别说你这出兵的理由牵强之极，就算你再出师有名，输家就是输家。

是为了拉拢日本，当时清政府有一点很大的问题，便是迷信外交，试图以夷制夷，这估计指望着日本得了好处来卖命了，问题是，你聪明。别人也不笨啊，会为你这些银子卖命吗？反而会跟进一步，反正大清国有钱，打输了还拿到50万两，打赢了那拿到的就更多了。

这次态度的示弱，日本摸透了中国底牌，使日本侵略意识加剧，又一方面加强自己的军事，开始为以后的战争做准备，这次条约实在是得不偿失。可以说，20年后的战败，在那时就注定了。

中国的软弱，使得日本加剧扩张，1879年将臣属中国的琉球变为日本的冲绳县，琉球向北京求援，北京只是派出大臣交涉而已，指望用嘴皮子把肉给要回来，清政府的思维确实跟不上时代了，要是你是东亚第一强国，犯我必诛，要是不答应就会派兵来，那还罢了，你现在软弱可欺，那还怕什么，何况日本外交官的嘴皮子也不是吃素的，外交的关系还是看实力和态度，实力软，说话没分量，实力强，态度软弱，别人就可以敷衍过去。失去琉球，也使得中国的信誉大打折扣，连属国都保护不了，那属国何必支持你？

之后下一个倒霉的自然是朝鲜，对于日本来说，琉球是一个钉子，已经拔掉了，朝鲜是进入大陆的跳板，非进入不可，但是也要试探着来，看看清政府的态度。

应该说，清政府在朝鲜的问题上比对琉球好些，对日本一直保持压力，甚至用北洋水师威慑之。总领朝鲜事务的袁世凯在任上也做得比较好。

只是，清政府只注意防备威慑而不注意进攻，李鸿章是海防论者，但是他的目的也只是防而已，中国国力优于日本，明治维新其实也不顺利，假如以琉球被占（或是其他，要找个借口不要太简单。）介入日本事务，不必灭之，扶植内部分裂，便可保证中国国内的和平。假如说之前70年代有新疆边患，80年代有中法战争，那80年代末，北洋水师建立，日本海军还未形成，朝鲜又在我控制之下，且日本还在朝鲜生事，正好乘机介入。而等到日本来打我们，就失去了先机。北洋水师后期得不到经费扩充是事实，但是难道要和日本军备竞赛不成？稍一懈怠，便有甲午之祸。

甲午一战，清政府还是其实游走于外交解决和武力解决的两边，一派迷信于各国介入，不战而胜，也不想想，没有实力外国何必介入，一派迷信于武力求胜，拒绝各国介入，盲目自信自己的实力。等到战败消息传来，又惊慌失措，其实日本战不能久，而此时其他各国也会介入，尤其是李鸿章被刺，各国舆论有利中国，要是在局部挫日军锐气，再使各国外交斡旋，并非不能挽回败局，至少不会赔款割地如此之多。

中日之战，武力外交都是一个大大的失败。


中国之败，败在分力，日本之胜，胜在合力，中国之败，败在举措失当，不知当今世界规则，不能防范于未然，灭敌于萌芽，对敌过于谦恭，不知示弱于狼，狼更进之。日本之胜，胜在深知弱肉强食之理，上下同心，一力进取，更胜在中国之大意。

自由的风

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第二章：维新的背后 一）
作者：听风雨声 发表日期：2004-08-11 02:29:02

　
维新的背后（19世纪中叶至20年代初的日本）一
19世纪中叶的日本，处于德川幕府统治之下，已经二百余年。德川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人称老狐狸，他一直紧跟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终于在丰臣秀吉死后，从丰臣氏孤儿寡母手中抢得日本政权。

因为是由地方实力派进驻中央，德川对地方实力派心有戚戚，但是对于日本长期以来的地方割据，德川虽有心改变，但是却无力纠正，毕竟虽然德川拥有最强的势力，但是一旦作出取消地方各藩，那各藩的合力要远远强于德川，实际上决定德川命运的关原大战，也是德川用政治手腕取得加藤清正等人的支持才胜利的，德川无法象后来的明治政府那般建立中央集权，只能维持原来的幕府将军统治。当然，德川幕府比之前的室町幕府要强大的多，德川没收和削弱了原来的丰臣旧部和敢于挑战自己的各藩，比如下令一国（即一藩）只能修建一座城池，（有点象秦始皇的收兵器。）大大强化了作为中央的幕府。（自然也没清除干净，后来倒幕主力萨摩，长州两藩便是没清除留下的后患）

另一方面，日本在战国时期地方各藩和西方交流甚密，这很大程度是为了寻求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帮助，（这和明朝中叶有些相似，两国对外都引起西方的火炮火枪等军事技术。）这对于幕府统治自然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天主教的传入引发了教民暴乱，而且德川本人又是佛教徒，于是德川幕府统治奉行锁国，只有长崎一地对有历史渊源的中国与荷兰开放。（这点也和当时的清朝相似。）

德川幕府的统治应该是说还是给日本带来了近两百年的和平，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东亚的老大哥中国已经被迫开放，那日本就不远了。

1853年，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领四只船来到日本，提出与日本通商，美国船只可在日本补给等条件，震动日本朝野，后世日本称之为“黑船来航”，（黑船之名由当时美国船体为黑色又冒黑烟而得名）

黑船的到来，使得日本上下一片恐慌，日本是岛国，而且对面的大陆霸主中国一直关注大陆事务，其他地方不是太远便实力太弱，所以外敌甚少侵入，之前只有元朝时期忽必烈的远征大军入侵，引起日本全国震动，全国动员，借助飓风的力量才幸免于难，（不过那次入侵也使得北条幕府财政不足而倒台，这次轮到德川幕府了。）而这次黑船的到来虽然还没有爆发战争，但是也引起极大的震动，鸦片战争已经发生十多年，日本虽然锁国，但是对这次事件并不陌生，庞然大物的中国就是在这个黑船之下屈服的，那日本会如何呢？美国的黑船会不会进入开战呢，尤其美国船只直逼幕府所在地和日本统治中心江户，日本平民甚至可以看到黑船的身影，能听到炮声，江户全城戒备，警钟齐鸣，中心发生的大震动很快就在日本全国蔓延开，平民只能向上天与神灵祈祷（祈求飓风的降临），一般的武士向幕府献计献策，虽然那些计策实在可笑居多，而就连那一直当着傀儡的孝明天皇也坐不住，向神灵祈祷，希望保佑日本。

自然最坐不住的还是幕府，幕府自度无力抵挡黑船，但是又不甘心开国，可巧的是，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受不了刺激，去世了，主事的是大老阿部正弘，他想开国，又不敢承担开国的罪名，只好来个权力下放，征求各藩意见，这也是一种推卸责任吧。

不过这次权力的下放，却给了各藩一个信号，要向各藩征求本属于幕府权限的外交事务，这说明幕府已经无力处置日本的未来，幕府无能力了，那权力真空就要有人要填补，这引起了各藩的跃跃欲试，尤其各藩都反对开国，而幕府最终还是选择了开国，引起了各藩极大的不满，之后兴起的攘夷派便首先把矛头对准幕府，尤其是，在名义上是日本至尊的天皇也试图干涉国事，这就为攘夷派找到了拥护的对象。（日后攘夷派也出现了分化。）

1854年，佩里再度来到日本，（随便说一下，佩里是以中国上海作为中转站的，几次出航日本都是由上海出发，而他们迫使日本开国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日本以及琉球作为中转补给站。）日本幕府与之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又称之为《神奈川条约》之后又补订《下田条约》，日本国门打开了。

应该说，日本这次还是很幸运的，此次条约并没有如中国一般赔款割地，还算比较平等，这一方面有了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幕府自度无法抵挡打赢战争，便转向外交解决，而另一方面美国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并无太大的兴趣，只是希望能获得太平洋上的补给点和中转站。这与中英之间的战争有贸易冲突的起因是完全不同的。（试想，假如日本如印度那般富有，或者和英美有巨大的贸易顺差，那只怕战争在所难免，）而且，黑船的到来使得日本的中上层看到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奇迹，影响了日本中上层向西方学习，蜕变到后面便是极端的“脱亚入欧”。日本下层直接受到上层的影响，很容易使得全国一致西化，当然，这要等到明治维新才完全作到，现在的日本，直面最大的危机是：幕府危机。

前面说到，阿部正弘将权力下放使得各藩跃跃欲试，而另一方面，武士阶级也开始行动了。武士阶级是要依靠战争维生的，而长期和平的幕府统治使得大量武士闲置，尤其是下层武士，没有一技之长，收入匮乏，生存艰难，偏偏地位还比一般的平民高，需要金钱维持生计。而幕府无法养活这些武士，自然导致心怀不满，而幕府对外国的软弱使得他们更加愤怒，尤其是之后英俄等国也迫使日本签订条约。这更使得群情激愤，更多有感于国家衰弱，有志强国的志士卷入，形成攘夷派，有些人自发行动，比如刺杀幕府大吏，最出名的就是刺杀支持开国，镇压攘夷派的井伊直弼，史称“樱田门事件”，（中国辛亥革命那些人也是刺杀频频，受到日本影响甚大，毕竟那些革命派许多是留学日本的）或者直接刺杀外国人。甚至如长州萨摩直接与英法作战，当然都失败了，而攘夷派开始分化，有宣扬“公武合体”的，有支持“尊王攘夷”的。有坚持“攘夷”的，也有转变为“开国维新”的。攘夷派分化得很厉害，如维新三杰当初大都是尊王攘夷，也有支持公武合体的，但是最终成为倒幕维新的支持，而如著名的新选组当初就是以“尊君攘夷”建立的，却成为幕府军团的主力。

日本幕末是个血的时代，其成果明治维新的成功又使得中国后来效仿之，如谭嗣同，如辛亥革命的刺杀团。下一章节便说说这个时代。


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第二章：维新的背后 二）
作者：听风雨声 发表日期：2004-08-15 22:24:41

　
明治维新，最大的贡献在何处呢？假若说是开国西化，这并非是幕府不能做的，实际上，当后来的维新志士们还在刺杀那些洋人攘夷时，幕府的大员就开始动了开国之心，佐久间象山，胜海舟这些幕府重臣提倡开国，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时候，攘夷派们还在用大刀砍杀那些他们认为的洋夷奸党。佐久间象山便是被刺杀而死的，而胜海舟也曾被坂本龙马所行刺，（幸运的是坂本龙马是当世一杰，在听了胜海舟的见解后不但不刺杀，并且拜胜海舟为老师，学习西方军事技术。）而攘夷派们就算到了明治维新之后还对明治政府实行的西化政策不满而喋喋不休呢。（明治政府对这些昔日的同志很多是进行诬告判刑甚至处死的。）

假若说是民权运动，那也未必，虽然在长州一系如桂小五郎的支持下明治政府开始制宪，保障民权，但是明治政府的民权离真正的民权还有相当的距离，天皇的权力比之前的幕府将军不虞多让，要说真想实现民权，和幕府达成协议，成为一个权力均衡的各藩联合政府会更好吧。（阪本龙马提议和平解决，但是被刺杀，而刺杀者既有佐佐木只三郎之说，又有西乡隆盛背后指使之说，而后者更为可能，毕竟坂本是西乡隆盛武力倒幕的反对者。）假如真的是要为了实现民权，那宪法就根本不必要给天皇政府如此大的权力，以至于议会就是傀儡一般。

那明治维新最大的贡献在哪呢？我看应该是中央集权，日本自古代天皇失去权威以来近千年一直处于地方割据状态，中央强大时，如幕府将军一般便可以强力指挥地方，但是中央衰弱时，地方就征战不止，如战国一般，直至有一强藩上洛，以武力统一天下。而且与中国统一分裂最大的不同，日本的地方各藩拥有极强的权力，即便是名义上统一天下的将军也不能取消那些地方藩镇，这使得日本一直就不能保证强大的中央凝聚力，更不能一致对外。所以明治政府建立后所做的头几件事便是“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将权力集中于中央。（这和秦始皇的郡县制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加强中央权力，自然背后的动机和支持力不同。）单单这点还不足够，千余年的藩制要一下子取消，尤其将流血降到最低，就必须要一个能驾凌于之上的名义，幕府在这点上也做不到，只有天皇这个早被人遗忘的古董才能作到，所以维新派拿出了天皇这一法宝，“王政复古”这不是说说，就是要恢复千年之前天皇独揽大权的中央集权局面。为了使这点成为现实，就要不停的对天皇进行鼓吹，所以天皇成了神，（为了塑造这点，连楠木正成这个古人也被拉出来尊称为武神。）只有将天皇尊为神，这样才能使得原先在地方藩主领导下的人民的忠心快速的转移到中央来。所以说，明治维新前的那些人对天皇的感觉和明治维新之后的人对天皇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明治维新前天皇就是个傀儡，是那些志士把他尊成了神。）尤其是明治本人在位时日本对外的辉煌，使得这点更加深入，等到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根深蒂固了。这或许是当年维新志士没想到的。

明治维新是为了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便对外，而建立明治维新的倒幕运动则是一次利益再分配，（当然也不乏热血之士，但是后来中国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只注意热血而没有注意到真正的本质。）从这点上，我们再看那场倒幕维新就看的比较清楚了。

大道理说完，终究还是要回到具体的历史问题上来，我们来看看那场倒幕维新史吧：

应该说，自从黑船到来，攘夷派就开始活动了，当时的攘夷派极端仇视外国人，不单视之为夷，更视之为魔鬼，刺杀外国公使水兵平民事常发生之。（如1859年攘夷武士在横滨刺杀俄国士官水兵）不过，这主要是在武士和外藩中发生的行为，而作为当时的统治核心——幕府还算是持比较英明的态度，一方面被迫和各国签订条约，一方面设立讲武场，洋学所，海军传习所，改革兵制，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学用枪炮，不单是幕府自己，还下令各藩学习，（正好各藩改革推翻了幕府，这只怕也是没想到的。）这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尤其对比冲动用刀杀人的攘夷派来说，但是也就是因为如此，攘夷派认为幕府是敌人，要推翻之，而开始酝酿“尊王攘夷”，这自然不会得到幕府的同意，于是当权大老（就等于首席执政）井伊直弼兴起“安政大狱”，斩杀了许多人，其中就有吉田松阴（长州思想家，一度想偷上美国兵船，后来在家兴办教育，鼓吹尊王禳夷，桂小五郎，伊藤博文是其学生。）这使得禳夷派和幕府势不两立。1860年井伊直弼被刺的“樱田门事件”标志着尊王攘夷派开始挑战幕府。

尊王攘夷派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政府性质的，自己组建的团体，甚至自己单独行动，刺杀外国人或井伊直弼，佐久间象山这样的幕府重臣，这类人大都肆意而为，随意斩杀，号称“天诛”，这类人也有地方政府的背景，比较长州藩便有许多人在京都破坏，这也促生了新选组。（新选组虽然在明治维新中站在了明治政府的反面，但是在日本很受欢迎，我想这和他们成员大都是平民有关，毕竟平民成为英雄的传奇总是比较受到欢迎的，何况新选组也号称尊王攘夷，只是加了一个支持幕府而已，硬要说的话可以算公武合体吧。）比如“池田屋事件”便是长州志士策划在京都放火，乘机挟持天皇的计划，被新选组知晓，一网打尽。

另一类自然是带有政府性质的，那些早就对幕府不满，又有深仇大恨的，比如毛利家的长州藩，岛津家的萨摩藩，早在德川家康开幕府时就和幕府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正好借此机会动手。但是也分两种，一种是激进倒幕派，一种是公武合体派。

激进倒幕派的最典型代表就是长州，长州的藩主毛利家本来就是德川家的对头，当年虽然没到德川取消藩土，但是也裁减的不象样子，现在幕府成了过街老鼠，还不乘机打击，于是藩主对尊王攘夷便睁只眼闭只眼，有些还带点鼓励，吉田松阴那样的鼓吹尊王攘夷宣传，也就是能在长州了。等到“安政大狱”后，长州和幕府自然是结下死仇。

不过，这一切还要先从攘夷开始，1863年，高杉晋作（此人来过中国上海，正好太平天国时期，外国军队驻防上海，他目睹上海状况，觉得只有开国造船造炮才能救日本。回国后宣传攘夷，）在1月烧毁施工中的英国公使馆，6月，幕府和天皇宣布攘夷，长州乘机向美，法，荷的船只炮击，发生战争，但是不利，于是令高杉晋作组成“奇兵队”，队伍组成不单再是武士，而且还有农民商人市民，渐渐成为长州军队主力，这支军队既带有民兵的性质，又有日本新式军队的性质，明治政府组建新式军队的时候，便是以这个为参照，尤其是西南战争旧式武士背叛的情况下。

不过此时长州的情况并不乐观，一方面，和幕府以及公武合体派的关系恶化，因为太过激进，甚至试图策划倒幕，偏偏当时的天皇孝明不支持，把计划泄露给幕府，后者于1863年发动“八·一八政变”重新掌握主动，驱逐尊攘派。（长州本来想妥协，但是被拒绝，于是开始一心倒幕。）而主张公武合体的萨摩藩也乘机打击长州，1864年，长州激进派策划京都放火，“池田屋事件”中却惨遭新选组打击，而之后8月19日的反扑也被萨摩伏击而失败，众多尊王攘夷领导人被杀或自杀，即“禁门之变”。另一方面，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为了报复攻击下关，长州战败，签定“下关条约”，放弃攘夷，（上一年，萨英战争萨摩战败，放弃攘夷，这时政府的攘夷基本结束。）并优待外国船只，赔款300万（不过由幕府负责）。随之幕府征讨长州，在压力下，长州退让，逼死禁门之变的领导，高衫晋作逃亡。（总觉得是故意放走的。）

到这时候，政府的攘夷基本结束，代之的是尊王倒幕这样的内部利益分配，而此次带头的就是原来打击尊王攘夷派的公武合体派代表萨摩藩。

要说萨摩藩也是和长州一样，祖先岛津家和德川幕府有生死之仇，但是萨摩藩起初不支持尊王攘夷，叫嚷着的西乡隆盛还差点绝望自杀而死，即便到了后期，萨摩也是公武合体派的代表，主张幕府和天皇联合，（不过内部也有不同，其中大久保比较倾向公武合体，西乡比较倾向尊王攘夷甚至倒幕吧。）甚至不惜在“寺田屋事件里”刺杀自己昔日的同志尊王攘夷激进派有马新七，而且还在“禁门之变”中帮助幕府打击长州。不过形势多变，不久之后，因为幕府不放权，萨摩便倾向倒幕，（还是为了主导权问题，萨摩野心勃勃，打倒长州不会为了幕府，现在得不到权力，自然要反对幕府了，而且萨摩还留了长州一手）开始和长州联系。（说起来萨摩也是多变，1862年还发生砍杀英国人的“生麦事件”，1863年萨英战争，但是萨摩战败后马上和英国和好，并且加深关系，这点上大久保利通这个外交好手功不可没，1875年台湾那件事也是他从清政府那搞了50万白银来，这点伊藤还是李鸿章都要差了些了。）

正好此时，长州的高杉晋作夺回了藩政权，通过坂本龙马（坂本龙马总体上还是属于缓进派，尤其他那个“海援队”是做生意的，一方面希望开国维新，一方面希望不流血达到目的，而且和两藩关系都不错，他做中间人最合适了。）西乡隆盛，桂小五郎坐到一起，萨长联合。而1866年第二次幕府征长战争中，萨摩便不参与幕府，长州战胜，极大的鼓舞了讨幕派士气。幕府将军家茂病死，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上台。因为形势不利，主动“奉还大政”，试图在背后控制。（只是这样的时机并不是很好，假如公武合体时提出，拉住萨摩，可能还会成功，现在反而有些示弱了。）

倒幕派并不罢休，要求庆喜“辞官纳地”，交出领土。（这自然也可理解，维新的目的就是要中央集权，德川拥有400万石的领地，不解决他就始终无法中央集权，而解决了他其他藩镇就好办了，天皇权力到是其次，当然，德川拥有这么大的领地，天皇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权力。）纠集人马前往京都。终于1868年1月倒幕各藩发动政变，包围皇宫，宣布“王政复古”，大权归天皇掌握，自然，年少的明治自然要委派西乡等人了。

德川庆喜自然也不甘示弱，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包围京都，但是被装备精良的倒幕各藩联军打败，便是著名的鸟羽、伏见战役了。虽然幕府人数众多，但是士气装备不足。不敌新式装备的联军（此时也可以说是新政府军了）可以说是很正常的了。此战后，原本围观的各藩纷纷支持新政府，德川大势已去，在得到保证家族安全的情况下，投降。（残余如榎本武扬率海军北上，在北海道建立虾夷共和国，说起来北海道比起日本其他诸岛，关系是远了点，而且这共和国……就连现在的日本还不是共和国呢，当时各国都承认虾夷共和国，可是不久之后就被新政府军击败，假如能一直持续下去，对于日本自然是件坏事，对于中国朝鲜等亚洲诸国倒不是什么坏事。）

倒幕成功，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维新的开始。

自由的风

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第二章：维新的背后 三）
作者：听风雨声 发表日期：2004-08-21 04:17:55

　
倒幕的主力是以萨摩长州两藩为主，再伴以土佐肥前两藩，自然明治政府也以萨长土肥四藩组成联合政权，其中又以萨长两藩为核心，萨摩藩代表是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长州藩代表是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便是“维新三杰”。其时新政府的四藩在实力上是日本群藩之首，尤其箱馆战争获胜之后，所有敢于反对新政府的地方势力已经被削清，形成中央集权的机会已经成熟，维新志士本来的目的便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尤其在四藩中，维新志士已经掌握了权力，尤其因为“王政复古”，对藩主名义上的忠心也转移到天皇上来，于是在大久保和木户孝允的说服下，四藩藩主主动提出奉还版籍，其他各藩纷纷效仿，随之，在武力镇压的基础上，施行“废藩置县”，藩主给予“华族”身份，发给俸禄，这样和平的结束了千余年地方割据的局面，初步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样也为下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随便说一下明治维新和我们国家的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的区别，明治维新的几个主脑都是在地方藩府拥有相当地位的人，对处理政府事务人际关系娴熟，又在长期的倒幕战争中确立了武力后盾，还有外交手腕，政治上也是不择手段。（比如长州的那些志士要不想着火烧英国公使馆嫁祸给幕府，要不就想火烧京都挟持天皇，比起这个，百日维新的谭嗣同想的政变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百日维新中那些书生大都毫无从政经验，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处理人际关系，都是满腔热血莽撞至极，又没武力后盾，最多也就做做吉田松阴这样的思想家罢了，做政客还不够格，谭嗣同想做月照，望梁启超做西乡，可这位西乡隆盛说起来也还不算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假如做大久保那样才叫政治家呢。辛亥革命的革命派虽然有武力后盾，但是也没有什么执政经验，所以政权很多被原清政府官僚夺取，也不足为奇，直到孙中山在广东确立地方革命政府，培养自己的政府官员和军队，才算上了轨道。

再回过来，明治维新虽然官员有相当的经验，但是毕竟是次大规模的变革，反抗在所难免，原来地方藩的反抗已经被武力镇压，那剩下能对抗政府的只有下层武士了。

下层武士很多原来是尊王攘夷派的，明治政府的西化让他们极为不满，而“废藩置县”后，设立“华族”“士族”，只对原来的上层武士有部分好处，下层武士却失去了经济来源，所谓的公债不知如何使用，很快就穷困潦倒。这些武士大都身无长技，只会动武，这样一来，反而比一般的平民商人还要不如。尤其明治政府推行军制改革，军队不再只限于武士参加。（这也是学习近代军事制度，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力，尤其日本军废除了武士，但是武士精神却保留下来，把平民也改造成了拥有武士精神的军人，而且规模大大增加，或许个体战斗力不如原本精选的武士，但是整体战斗力提升了。）这样的改革自然不利于下层武士，而且“废刀令”的颁布，使得武士最后一点尊严也消失了。（不过这也是必然的，假如整天有一群特殊的人拿着刀走来走去，那还能建立什么现代国家。）这样下层武士就要蠢蠢欲动了。

而西乡隆盛就是看到这点，为了摆脱危机，提出“征韩论”

这里先说说日本的经济，毕竟，一国内政最关键之处便是经济，近代各国战争，究其起源，都是国内经济的问题。

1868年明治政府开始维新运动，改革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向近代化发展，然而，事情并非如我们现在看的那般顺利，虽然自1853年黑船到来日本被迫开国到1868年十余年间，如萨摩长州等地引进西方技术，改造自己，已经小有规模，但是许多地方各藩还是停留在旧时代，而新政府取代幕府后，就要面对众多财政已经破产的各藩，身为中央政府，就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尤其是在加强中央集权，“废藩置县”后，地方政府的负债就全部集中到中央政府身上，此外，和平废藩后大名和藩士的收入还是需要发放，这就加大了明治政府的负担，此外，明治政府的军制，教育改革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新政府在初始阶段就面临巨大的困难，为此，不得不使用公债来代替给予武士的俸禄。

公债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实在是个很熟悉的名词，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这个公债就等于白条。（当时的中国也不敢随便发公债啊，传统思想是要收支平衡，藏富于民的，负债这种事想也不敢想，宁愿捐官，这也是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不同了，当时的日本也没好到哪里去）收入变成白条，上中层武士还不担心，毕竟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撑着，即便没这点收入也不在乎，甚至有头脑的还可以收罗公债以后发家。但是下层武士就不同了，他们唯一的收入便是俸禄，还不象一般百姓有一技之长，甚至拉不下面子和原本看不起的平民一起工作，这般下去只有贫困一途，西乡隆盛便是看到了武士的穷困，为了拯救武士，又不伤害自己建立的新政府，提出了“征韩论”，目的就是为了用战争所得来弥补，毕竟出征时可以选用武士作为主体，这样武士有饭吃，战利品也可以使日本经济好转。当然，朝鲜中国的苦难他就不必考虑了。

应该说，西乡的这个想法是相当冒险的，当时日本国力远远不及中国，以武士为主体，战斗力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很高，（不过随后的西南战争立刻否决了这点，）日军能不能战胜打败太平天国气势鼎盛的清军还很难说。而且刚刚建立的新政府威信和实力都不足，一旦受挫，幕府残党就很容易卷土重来，即便初战胜利，以还没改造后日本工业和海军，能保证远征军的后勤吗？（即便是甲午日本的国力，也被折腾得够戗）西乡为了下层武士而不顾日本国力，实在过于自私了点。（至于说危害朝鲜中国就不提了，毕竟西乡是日本人，不可能从中国朝鲜人的角度评价。）

正是因为如此，维新三杰的另外两位大久保和木户孝允在起初支持的情况下，反对西乡的“征韩”，确立了先发展国力的策略，这也导致西乡的下台，大久保独裁制度的建立。

不久之后，西乡在鹿儿岛士族的簇拥下向明治政府进军。不久被政府军打败，西乡隆盛于1877年9月24日战死，之前木户孝允在同年5月病逝，而三杰中最杰出的人物大久保利通于此年五月被刺杀。（日本刺杀乃是常事，不少豪杰智者死于刺客刀下。）

在这里我说一下维新三杰，说维新三杰说的主要是明治初年这三位奠定了明治政府的基础，当然，要说明治政府得以成立，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功劳不下于三人，但是维新的话，却是三人之功劳。其中西乡隆盛虽然在明治政府的成立，初期的废藩置县，军制改革下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改不了军人的脾气，虽然因其爱惜乡友同志受后人景仰，但是对日本后世发展，影响不足，而木户孝允作为长州代表入阁，但是初期受到萨摩藩排挤，之后遇到大久保独裁，而且身体多病，所得权力有限，不过他也是政治中心人物，出了大力，而且作为民权派代表，他致力于日本的宪政，日本之后保留的那点民主色彩，实在是他的功劳。接下来就是大久保利通了，这位独裁者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打败旧势力不是难事，没有西乡，也有其他人完成，鼓吹民权，也不是只有木户孝允才能作到的，高杉晋作更为激进，但是要论到处理政务外交，整顿经济，确定发展方向，实在就非大久保莫属了，之前推行公武合体，成功，之后合作长州倒幕，成功，和英国开战，失败了反而加深英国关系，出师台湾不利，还能通过外交拿回50万白银，他能团结同志，进而独裁（他的独裁应该说是俾斯麦的那种独裁）实在有过人的魅力和能力。日本之后的方向，实在是由他奠定的基础。（中国维新和革命，前两人或许都不缺，大久保就很难找了）

再回到原来的话题，大久保虽死，但是他确定的发展国力，再图谋朝鲜中国的方针一直被确立下来。

在这里，我们要认识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要对外侵略。这并不是说一个民族贪婪和好武这样的习性就能解释的，要知道，同样是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还有更早的室町幕府时期，并没有对外用兵。

我前面说，日本一统是个前提，只有一统，才有余力对外，但是也不能证明日本就必然要对外侵略，一统并不代表要对外侵略，只是拥有实力而已。

那是为什么要对外侵略呢？其实关键问题就是在于日本当时是受到压迫的二等国家，他们要自强，但是国力又太弱，而暂时不能对付强者，只有先侵略弱者才行。用一句话来说，因为我打不过英美，所以先打败比我弱小的朝鲜，从他们那里抢饭吃，把自己养肥了，这样和各国交涉或是对抗就有实力了。（当然，这种弱肉强食的做法从实利角度看也不错。自然其他国家也没被你这样欺负而不还手的道理。）

象吉田松阴，早就提出，要“蓄养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收琉球”，“取台湾”，把“失之于美俄者，取偿于朝鲜和中国。” 吉田松阴的弟子有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还有伊藤博文，日后日本政府基本遵守了这一准则。

此外，还有福泽谕吉，这位日本思想家鼓吹“脱亚入欧”，“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对外侵略。他说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保国，这点到是也不错，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弱肉强食，列强以武力为后盾，只有富国强兵，才是正途。但是“脱亚入欧”不免有些自欺欺人了，他认为西方优于东方，而日本人优于中国人，应该脱离亚洲，而成立西方文明的一分子。这更象是日本受到冲击时处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自卑感说出的。不过当时日本确实有许多人相信这点，甚至为了证明日本人有欧洲血统，制造各种证据，这更象纳粹德国的血统论。这也是为了打击原本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汉学，将日本人从低人一等的地位刻意拔高。（现在亚洲不吃香了，自然要进入西方，但是就没想到这样还是低人一等吗？）让日本人更快的接受西方文化，不过也造成极大的副作用，便是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大，甚至不把外国人当人看，战争中的大屠杀便是由于这个关系。自然这也和日本的民族性格有关，崇拜强者，歧视弱者。（还喜欢挑战强者，打胜就歧视，被打败就崇拜。）

福泽谕吉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比如当时弱肉强食的情况，日本想自强，确实要对外扩张，只是处于太强烈的民族自尊，他蔑视生命，尤其是外国的尊严和生命，甚至歪曲事实，为了国家荣誉，甚至否认旅顺大屠杀，辩解杀的平民是伪装的武装人员，妇女儿童是误杀。（很象现在南京大屠杀的辩解，本来嘛，福泽谕吉就是日本思想的一面旗帜，被现在的政治家学习再习惯不过了，一脉相承）这不是东方的思想观，更不是福泽谕吉鼓吹的西方文明思想观，万一是福泽谕吉为了日本利益而编造出来的思想。所以说福泽谕吉或许是站在日本角度上的民族主义战略家，但是说是思想家，就过于夸张了，至多是日本民族主义思想家吧。

不管怎么说，福泽谕吉为了日本转变为日后的军国主义在思想上做了准备，但是这还不是完全。

前面说到，福泽谕吉认为当时的情况弱肉强食，日本只有富国强兵才能自强，这确实没错，当时的历史情况就是如此，列强对立，有时分有时合，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准则，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没有一定的规则，只要有实力，就可以改变规则，而殖民地经济才是财富的来源。这直到二战后才有变化，美苏两强实力相同，又有原子弹作为后盾，划分了各自势力范围，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定下了准则，或者说规矩，秩序（这种准则有些类似以前的罗马帝国，东亚朝贡体制，是相当稳定的秩序体制）这种秩序是建立在不触犯美苏利益上的，但是有了这样的秩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以来弱肉强食，混乱不堪，以武力为基础的情况，小国也有了和平发展的机会，日本便是这种秩序的受益者，被美国保护，不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在军事上，又有战前积累的智力资本，所以恢复极快。

当然，那时的日本自然不能象战后日本那般，而且没有战前日本的积累，即便得到了战后那样的条件，也不能快速发展，而且，此时的日本还要考虑生存问题，不然随时会成为殖民地，那战后还是一样无法发展。

日本当时要保护自己，必须壮大军队，增加国力，这就需要军工工业重工业的发展，但是这就需要大量的积累，以中国这般强于日本的国力，也需要百般筹集，以利诱之，甚至官办。以日本来说，自然是要节衣缩食，无所不用其至了，公债（以买公债为爱国精神体现也有），币制改革（虽然奉行金本位的纸币，但是毕竟比真正的金银铜钱货币要廉价许多，也是变相的筹集资金），外出打工。（咳咳，这个嘛，打工据说大多是女子。）应该说，日本在这方面做的已经很好了，日本建立了相当可观的工业基础，（而且培养了一批财阀如三井三菱，但是应该说这样的财阀对于日本发展还是很有利的，一方面避免了官方的浪费，有民间资本运作，二来财阀和政府的关系密切，在关键问题上可以牺牲部分利益支持政府，当然，政府也会回报之。这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中小企业太多，虽然解决就业上容易，但是要支持政府计划还有税收上，还是大企业方便，所以中小企业只有在和平时期才能快速发展。）但是问题还是来了。

日本国土资源有限，市场有限，一切资源都要进口，产品都要出口，但是日本就遇到一个大问题，重工业，他生产的东西竞争不过欧美，自己消化又消化不了。轻工业，日本也消化不了，而推销到周边地区比如中国朝鲜，一来市场不容易进去，（而二战后就轻松了，市场和资源有美国建立，日本跟进）二来而且受到当地民族工业或手工业的打压，此时经济已经达到极点，单靠技术进步让日本自己市场消化是不行了，只有向外开拓，此时对朝鲜中国的开拓就摆到了现实的地位上来，尤其和中国国力的差距，就需要再加大军工业重工业的发展，这自然要国民积累大大增加，于是一方面投入近60%的财政作为军费，以军工业带动经济，一方面提倡爱国精神，以中国为假想敌，号召日本民众节衣缩食，支持这次以国运为赌注的战争。

假如甲午战败，或者战争进入相持，日本那样脆弱的经济就会崩溃，工人会得不到工资，农民会没有粮食，那用不了多久日本政府就会垮台，即便是再强的民族感情也不能改变那样的情况。

但是日本赌赢了，战争很快结束，马关条约实在是不能再好了，市场打开了，朝鲜得到了，台湾也得到了，最关键的是两亿白银的赔款，一下就重新把日本的经济扶上了轨道，相比而言，领土还在其次了。（割地自然也要，但是毕竟得到的土地需要驻守防卫，还要整治开拓，不可能马上得到收益，所以最划算的还是赔款了。）

日本之后将赔款用以稳定经济，建立近代工业体系，最关键的还是义务教育的推行，这使得日本国民教育素质飞速提高，这也使日本的军队还有工人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这是日本战后能够恢复的最大基础。（抗日战争，一边不识字不会开车的中国兵，一边是甚至会土制炸药的日本兵，两相比较，战斗力就看出来了，工人也是同样，只会体力活和会技术修理的工人素质是不一样的，日本二战虽然战败，但是人还是留下来的。）

日本经济因为是以重工业为先导，积累过甚，消费难免不足，所以日本本土的消费水平并不见得提高很多，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一度加强，但是随之就因为经济危机崩溃，而且甲午战争得到的巨大利益使得日本再度加强军事工业，就象前苏联和纳粹德国一般，而资源的贫乏更是促使日本不断的发动战争，甚至走上了和美国对抗的路。自然，这是以后的话题。

现在回到这个时代，甲午战胜，日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取代了中国原先在东亚的地位，但是“三国还辽”事件使日本发现，自己还不是真正的欧洲人，一个北极熊比自己还要雄心勃勃，只有打败他，才能真正的为欧洲列强所认同。

自由的风

主题：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第三章我们的变法） [精]
作者：听风雨声　　发表日期：20040831 03:36:38 [表状]

  

  
我们先从日本那边转回来，看看我们的国家，甲午的战败对于日本是一次腾飞的开始，而对中国来说，是绝大的打击，为了筹集巨额赔款，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借款，财政自主权遭到破坏，军队战败，领土被割，清政府威信受到怀疑，各国列强看到中国的虚弱，开始加紧瓜分。
尤其这次输给的不是高鼻子的西方列强，而是原先在自己之下同一文化同一人种的日本，这使得许多人开始怀疑清政府的统治，这些人后来分化为两种，一种主张革命，志在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制度，如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这些革命派很早便开始反清活动，其中不单是有民主思想，更有民族思想在内，而甲午的战败使得革命派得到了第一次壮大，这暂且先不提，我们先说这章的主角，维新派。

维新派其实早有动作，如康有为早就1888年便向光绪上过书，主张变法，不受重视便回两广讲学，鼓吹变法，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几本书，借尊孔之名宣传改制变法。

应该说，康有为这几本书在学术上实在是毫无价值，胡编滥造，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伪产品，他的意图是改造儒学为自己掺进新货的儒教，再确立儒教为国教，借孔圣人的名义变法，或许是试图仿效基督新教改革，为了自己的变法说壮大声势。只是这样为了政治不惜歪曲历史事实的事，实在根本不能说是一个学者所为，只能称之为政治家，而后的历史表明，他也不是一个合适的政治家，后世虽然以“康梁”并称，甚至还称康有为为“康圣人”，但是无论学术上还是政治上，康有为都远远不及梁启超。（当然用一句老话来说，这是历史局限性）


还是先看历史上的维新吧，本来康有为是打算在民间讲学宣传，确立变法的思想基础，从下及上，掀起变法运动，这样的办法虽说缓慢，但是其实是最有成效的，假如康有为踏踏实实做十几到几十年的宣传鼓吹，变法的阻力可以小的多。但是甲午战败，群情激愤之余，也给他带来了希望。

观康有为一生，他还是老牌的做法，是想做大官，由上至下，进行变法的，虽然后来进行讲学宣传，但是这是因为得不到上面的支持逼不得已而为之，目的还是希望能得到上面的支持，甲午战败正好给了他机会，此时民意愤怒，尤其是此时正值会试，他便联合各路在北京的举人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些上书不是没有道理，只是当时的清政府是绝无可能同意的。）此举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打响了知名度，引起了光绪慈僖，各路地方实力派，士大夫的注意。之后他又创立强学会，筹办报纸，大肆宣传变法维新。

此时甲午战败给国人一记闷棒，谁都想知道为什么小小的日本能战胜自己，都在找自己的出路，康有为鼓吹的变法正好迎合了大家的需要。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维新吸引住了，连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也来表示自己的支持，当然，最大的收获还是在宫廷，光绪皇帝，居然也倾向变法了，但是，这不一定是好事。

自同治开始，西太后便把握着朝政，光绪虽然有亲政之名，但是无亲政之实，光绪一直被太后压着。甲午之战，虽然是日本蓄谋已久，但是不能不说也是光绪渴望的一次战争，他想借着这次战争，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战争的结果糟糕透顶。中国战败，丧权辱国，光绪不得不屈辱的在和约上签字。甲午的战败使光绪要找到一条能快速恢复国家实力的路，也是重新树立自己的信心还有权威的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致的。但是，过于急迫的心情，使得他和他信任的维新派们毛躁的开始变法，而且，忽视了那位暂时退居幕后的女人。

1898年，光绪先是令翁同龢﹑荣禄﹑李鸿章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晤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康有为及弟子之后又上书，请求变法，终于，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这就是出名的百日维新。

维新的内容主要是在：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其实，这些变法内容并不出奇，康有为主张的国会宪法都不见了，一些内容还没之后的立宪运动改变更大，但是其受到的反弹却如此之大，使得维新只经过百日便告失败。

应该说，这还是维新派自己的失误，维新派都是一些书生，即便其领袖康有为也没正经的做过官，管过事，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根本无法和日本明治维新的那些富有政治军事经验的领袖相比，甚至和清政府的官员比起来，都远远不如，他们只能提出一些理论性的政策，但是却缺少能够将其实践的官员，而那些官员呢？

维新派没有政治经验，自认为有了皇帝的支持便可借天子令诸侯，（这也有维新派自命清高的因素，如李鸿章想入强学会，这本来是借机拉拢的好机会，即便因为李鸿章名声不好也要敷衍一下，但是康有为马上拒绝，使李鸿章下不来面子。）但是此时的清朝已经趋向分裂，地方官僚实权极重，即便慈僖出山，也要花一番力气才能压得地方官僚服心，何况没有实权的光绪？即便尊重光绪，那些多年宦途的官员会愿意在这些嘴边无毛的书生指挥下变法吗？而且，变法很多内容如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损害官员的利益，自然要受到反弹。当然，也是因为变法不受官员支持，所以光绪只好依靠维新派这些年轻人，如同当年王安石变法在资深大臣中得不到支持，只有依靠中下层官员，但是王安石变法至少支持他的神宗握有实权，而光绪有什么？

光绪没有实权，变法下达之后，地方大臣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阳奉阴违，大都观望，等着那幕后的太后发话，即便表面上支持变法的张之洞也不例外，光绪对此惟有电旨催问而已。光绪手中无人，帝党实力不足，就连自己的老师翁同龢也保不住，新上来的维新派没有根基，只有理论和舆论，没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手中无兵，慈僖已将荣禄调回，谭嗣同居然指望袁世凯，但是袁世凯政变成功的机会实在太小了，而且即便政变成功，如何处置慈僖？如何应对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呢，维新根本没有基础，

甚至连读书人也反对维新，他们要取消科举，取消八股，但是读书人已经读了十几几十年了，就这样取消，他们怎么能不反对？那些官员也是读八股上来的，心有戚戚啊。还有旗人的特权，旗人是清政府的基础，突然维新连这些旗人也要涉及，甚至康有为还要求断发易服，还要改国号为中华，这自然会引得旗人大怒，言康有为的保国会保中国而不保大清了。（此时的康有为如此激进令人侧目，与他后来的保皇复辟完全不同，实在是难以想象。）要求慈僖政变，让光绪下台了。

戊戌失败了，这是没有经验的一群读书人制造出来的变法的失败，而且这次失败还延续到1911年，清政府宣布立宪一度带给维新派立宪派希望，但是“皇族内阁”的出现使得大家终于明白，清政府只是满族的政府，依靠他们是不成的，这样历史只有选择革命派了，虽然那是一场半成品革命。